主要来自三个群体：效能分被自动公开后发现自己排在同事视线中的中年基层员工、效能认证中出现排异相关短期波动的植入者、以及有未成年子女且子女尚未植入的家庭中父母一方。最后一个群体的人数不多，但退出申请中附带了一个她在数据表中无法量化的备注字段——“本人退出效能认证，但请确认是否会影响子女在学校的效能数据关联。“

方涵在这个备注旁边打了一个很小的问号——用铅笔，不是红笔。她没有现成的答案。她把问号留在那里。

芒种前两天，张薇的论文《性别差异作为神经接口排异预测因子：多中心随访数据的初步证据》在日内瓦的一份国际同行评议期刊上正式发表了。

这篇论文在她草稿箱里躺了很久。收件人的位置直到最后也是空的——不是因为她不敢发，是因为她一直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把附录B中涉及的亚洲几个国家的数据授权条款逐一逐条清理完毕。那些数据的采集跨越了不同的伦理审批框架和不同版本的数据使用协议——有些亚洲国家的研究伦理委员会不允许匿名数据被用于跨国比较研究，除非研究对象本人签署了专门针对跨国分享的补充同意书。张薇花了很长时间才把所有法律文件补齐。她在论文的致谢部分写了很简短的一段话——“感谢所有在签署同意书时不知道自己正在为这篇论文提供数据的被试。你们之中大多数人和我永远不会见面——但能使用你们的数据是我的荣誉。“

论文的核心论点是她在中科院内部数据库摘要中早已阐述过的那个论点：在多中心匿名化长期随访数据库中，女性在排异反应发生率、排异严重程度和排异持续时间三个维度上均高于男性。论文不仅给出了统计显著性——她还在讨论部分专门写了一节对现有效能评估量表的校准假设做深入的技术分析。她的措辞极其谨慎——每一句话都在经过法律顾问的审核之后又做了补充修改。

她写道：“当前所有在国际上被主流神经科技公司和各国监管机构备案使用的效能评估量表的默认校准数据集，均以男性被试为主导——女性在原始校准样本中的占比与总体女性植入者的人口比例不匹配。这种不匹配并非任何特定个人或机构的恶意排除——它是神经接口早期临床试验中女性被试招募的历史性不足与数据集累积偏差共同造成的。“

“但这不改变一个结构性后果：当以男性为主导的数据集校准出来的效能评估量表被应用到混合性别人群中时，女性在排异期的效能下降将在未经任何性别校正的情况下被放大评估。排异期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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