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南方有孙中山的国民党在重组，北方有张作霖、冯玉祥等军阀割据。

刻律德拉在上海遇到了各种人：外国记者、中国知识分子、商人、革命者。她谨慎地建立联系，特别是那些对法西斯主义有警惕的人。

一天，她在咖啡馆遇到了一个意大利记者——安东尼奥，刚从罗马逃出来。

“墨索里尼在清洗。”安东尼奥低声说，“报社被控制，反对派议员被威胁，工会领袖被捕。黑衫军成了实际上的警察。”

“民众反应如何？”刻律德拉问。

“复杂。”安东尼奥说，“有些人欢呼——他们厌倦了混乱，渴望‘秩序’。有些人恐惧但沉默。少数人在反抗，但力量分散。”

他看向刻律德拉：“你不回国是对的。如果你回去，可能会被盯上——退伍军人，有战斗经验，思想独立。法西斯需要的是服从，不是思考。”

刻律德拉感到一阵寒意。她的祖国正在变成她前世见过的专制国家：压制思想，控制媒体，用民族主义包装独裁。

“意大利会走向哪里？”她问。

安东尼奥苦笑：“墨索里尼说要恢复罗马帝国的荣耀。这意味着扩张，军事化，更多的控制。我看过他的演讲——‘我们要纪律，我们要力量，我们要征服’。”

征服。这个词让刻律德拉想起日本军官的言论。不同的国家，相似的逻辑：用对外扩张转移内部矛盾，用民族主义凝聚支持。

“万劫不复，只是时间问题。”刻律德菈这样想

1923年至1927年，刻律德拉在上海观察中国的变化。

她看到了国共合作，看到了北伐战争，看到了军阀的溃败和新兴力量的崛起。她也看到了背后的复杂性：外国势力干预，内部权力斗争，民众的苦难与希望。

1927年，分裂发生。国民党清剿CPC，内战爆发。刻律德拉在租界里，听到外面的枪声，看到难民涌入。

她开始秘密行动：庇护一些进步人士。

公寓有一个隐藏的房间——原本是储藏室，她改造了入口，只有她知道。当有人需要躲避追捕时，她提供临时庇护。

第一个庇护的是一个年轻作家，姓周，被国民党特务追捕。他在刻律德拉的隐藏房间里待了三天，然后通过租界的特殊渠道离开上海。

“谢谢你。”离开时，周说，“外国人帮助中国人，在这个时代很少见。”

刻律德拉回答：“我帮助的是人，不是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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