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嘴上就藏不住，哪怕只是嘴角一丝几乎看不见的牵动。他蹲在那里，手里端着一碗昨夜剩下的、已经凉透了的稀粥，粥是凉的，但他没喝。他在看旗，看着那些在清晨的风中奋力飘抖的红色布条。他的眼睛里有光，那光不是东边刚爬上山头的太阳照进去的，是从他自己身体深处，从他那副饱经风霜、几乎耗干的骨头缝里发出来的。像是被什么东西——也许是那些旗，也许是昨夜并肩吼出的那句“不退”，也许是此刻脚下实实在在站着的土地——给点燃了的光，亮得甚至有些刺眼，刺得他自己都微微眯起了眼。

阿朗站在城墙的另一段，把打完最后一颗子弹的长枪靠在一旁垛口上，也在看旗。他在数那些旗，不是数有多少面——数不过来——是数那些插旗的人影。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认识的那些人，是他在潮湿闷热的竹海里一起匍匐训练过的兄弟，是在云雾山陡峭的山坡上一锄头一锄头开过荒的伙伴，是在这个城门口，冒着冷雨一起将有限的粮食分给更多双饥饿的手的同志。他们以前是矿工，脸上总蒙着一层洗不净的黑灰；是码头工人，脊背被沉重的货包压得过早佝偻；是贫民窟里挣扎求存、目光躲闪的影子；是菜市场为半个铜板争执不休、满脸市侩的小民。现在，他们站在自家或别人家的屋顶上，踩着残破的瓦片，小心翼翼地将绑着红布的杆子插进烟囱的缝隙里、插进松动的瓦缝里、插进土墙的裂缝里。插完了，直起腰，拍拍手上的灰，就站在那里，望着那面自己亲手立起来的、简陋的红旗在风里飘。阿朗看着他们的背影，觉得他们不一样了。以前他们是弯着的，被生活，被恐惧，被看不见的重担压弯的。现在，他们的脊梁是直的。直直地立在那里，像他们插下的旗杆。直的，就不怕了。风可以吹动旗，但吹不倒那根直立的骨头。

石根生坐在码头边一根被缆绳磨得光滑的木桩上，粗糙的手指无意识地摸着脸上那道新添的、从眉骨斜到嘴角的疤。疤下面的肉已经不再火烧火燎地疼了，不是不疼了，是忘了疼了，或者说，有比疼更重要的事情占据了心神。他在看河。浑浊的河水缓缓流淌，河面上漂着几条破旧的小船，每条船的船头，都插着一面小小的红旗，是他和几个老船工一起弄的。船是破的，旧的裂缝还在，新的窟窿还没补上，河水时不时渗进来。但旗是红的，那种粗糙的、甚至染得不太均匀的红，在灰黄的河水与破败的船舷映衬下，红得有些刺眼，也有些夺目。他看着那些在河风里簌簌抖动的小红旗，想起了自己刚来码头时的样子。那时候他是扛货的“棒棒”，每天背着重物在摇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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