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背着巨大的、用麻绳捆紧的包袱，有的手里紧紧牵着懵懂的孩子，有的空着手，但手指都蜷着，仿佛曾紧握过什么。他们的脚步深浅不一，却奇异地踏在同一个缓慢而沉重的节奏上，噗嗒，噗嗒，碾过土路上的浮尘。他们的衣服五花八门，补丁叠着补丁，颜色灰败，脸也各不相同，有的被汗水冲出几道白痕，有的蒙着厚厚的尘土，只有眼睛是亮的。但他们都看着同一个方向——看着沈安澜走来的方向，眼神浑浊，里面混着长途跋涉后积攒的、近乎麻木的疲惫，和望见目标时骤然点燃的、微弱的期待。

沈安澜走到老人面前，约莫三步远的地方，停下来。她没有立刻说话，只是站在那里，微微仰头，看着那面几乎要戳到灰白天空的旗。旗杆是普通的木杆，表面的树皮早已剥落，被无数双手摩挲得光滑，甚至有些地方泛着黯黯的油光。旗面在风中抖动时，发出细微的、嘶啦嘶啦的声响，像是随时会碎裂。旗的红，不，那已经不能算红了，褪成了浅淡的、发白的粉，像被岁月反复搓洗后残留的一点血痕，但她还是一眼就认出了那面旗。那是她缝的，在很多个油灯如豆的夜晚，在第三城邦还没有名字、更没有插上任何旗帜之前。有人从粮仓门口那堆杂物里拿走了它，针脚是她一针一线挑的，匀称而紧密，布边是她亲手锁的，用的是能找到的最结实的线。现在它回来了，以这样一种褴褛而倔强的姿态，带着一路的风霜、尘土和或许还有未曾洗净的血迹，回到了她面前。

老人也停下来，抬起那双被深深皱纹挤成两条细缝的眼睛，看着沈安澜。缝里有光，不是反射天光或火把的那种亮，是一种更沉、更透的光，像是从很深的井底，艰难透上来的。“你是赤星？”老人的声音不大，干涩，像风吹过秋天旷野里枯死的草垛，带着沙沙的摩擦声，却清晰地、一个字一个字地传到她耳中。

“我是沈安澜。”

老人没有说“我找了你很久”，没有说“终于见到你了”，没有激动地跪下，也没有哽咽哭泣。他只是极慢地低下头，看了看自己手里那面破旧的旗，仿佛在确认什么，然后又抬起头，目光在沈安澜脸上停留了片刻，从她的眉眼看起，看到被风吹乱的发梢，像是在辨认一幅褪色的画。然后，他走到路边，选了一处土质稍松的地方，双手握住旗杆，用力往下一插。土是松的，旗杆一下子就进去了半截，插得结实。旗子失去了手的扶持，立刻在风中哗哗地响动起来，声音比刚才举着时更响亮、更肆意，像一声长长的、松快的叹息。插好了，他直起那佝偻的腰，转过身，对着身后那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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