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方向盘,去塑造一个全新的美国。
但今天发生的一切,像一盆冰水,浇熄了他关于“最高权力”的幻觉。
他看着白板前正在写写画画的阿克塞尔罗德,看着重新变得意气风发的普劳夫,心中升起一阵前所未有的烦躁。
他这台被誉为“美国政治史上最强大”的竞选机器,此刻显得如此……小家子气。
他的幕僚们在为“我们成功地把巴菲特的话偷换成了我们的论点”而沾沾自喜。
他们的世界里,全是民调的零点几个百分点,是辩论中的某个得分点,是如何在四十八小时的新闻周期里,把对手的形象再抹黑一分。
而陆泽和巴菲特在乎的是什么?
是几千亿美元资本的流向。是全球金融秩序在废墟上的重建。是这个国家在未来十年里,将由谁来定义游戏规则。
他们,那些资本的玩家,在制定议程。而他,这个未来的总统,只是在被迫地、仓皇地,对他们制定的议程做出反应。
他们在定义“什么是这个国家必须要做的事情”。
而他能做的,仅仅是在他们已经划定好的框架里,去争夺那么一点点“我能比我的对手,做得更体面、更好看一些”的、可怜的空间。
这就是权力的真相吗?
奥巴马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那个他即将赢得的、看似至高无上的位置,或者有可能被一个无形的、由资本编织而成的笼子,紧紧地包裹着。
笼子里的人,可以对着镜头挥手,可以享受万众的欢呼,可以签署那些看起来威风凛凛的文件。
但笼子的边界在哪里,笼子里的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却是由笼子外面的那些人,在奥马哈的办公室里、在纽约的顶层公寓里,用几个电话、几句“闲聊”,就轻描淡写地决定了的。
“参议员?”
普劳夫的声音把奥巴马从沉思中拉了回来。
“今晚的辩论,如果被问到注资的问题,我们就咬死‘保护纳税人’和‘高管限薪’这两点,绝不松口。”
普劳夫看着他,做着最后的确认,“只要我们不主动犯错,麦凯恩就占不到任何便宜。这个策略,您看可以吗?”
奥巴马收回了飘远的思绪。
他脸上重新浮现出那种标志性的、沉稳而自信的微笑。
“可以。”他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衬衫的领口,“就按你们说的办。”
普劳夫和阿克塞尔罗德对视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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