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了推眼镜，“那么下个星期，德国银行在批发融资市场上还借得到钱吗？”

大伙都没有回答，因为答案是显然的。

一旦有一个国家为本国银行的债务提供主权担保，那么所有没有担保的国家的银行，在融资市场上就会立刻被重新定价——因为它们没有国家在后面站着，风险自然上升。

这就是担保的传染性。它不是一国的政策，而是一场所有人都被迫参加的竞赛。

法国财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接着说话。她提到了爱尔兰政府对本国六家银行的全部存款和债务提供了无限期、无上限的，总额相当于爱尔兰GDP的两倍多的国家担保的决定。

这个决定在欧洲内部引起了巨大的愤怒，因为它在一夜之间把其他国家的存款吸向了都柏林。

“我们需要一个共同的框架。”

拉加德说，“否则每一个单独的决定，都会伤害到其他所有人。”

但这显然存在一些问题，因为各国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大不相同，因此能不能担保、怎么担保，并不是一件容易协调的玩意。

日本和加拿大的代表相对沉默。意大利财长提了一句关于协调的原则性意见。

然后，达林又问了第二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直接对着保尔森问的，而且问得很直接。

“汉克，我想请你明确一件事。在雷曼之后，美国政府是否还会允许任何一家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破产?”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钟。

保尔森放下了手里的笔。

他知道这个问题必然会被问到。

从周四下午到现在，已经有四个人用不同的方式问过他同一件事。有的包装成技术性询问，有的包装成对市场预期的担忧，达林是最直接的。

雷曼只是那个例证，确切而言，他们问的是：

美国政府的底线到底在哪里，以及你们能否有能力履行你们说的话。

雷曼倒下之后的三周，全球所有的信用定价模型都加上了一个新的变量——政府救助的不确定性。

而这个变量，是美国在九月的那个早上亲手加进去的。

“我们不会再让另一家系统重要机构以那种方式倒掉。”保尔森说。

他选的措辞很谨慎。他没有说“不会让任何机构倒掉”，他说的是“不会以那种方式”。

“但我也必须说清楚，”

他接着说，“九月的那一周，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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