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四年正月十六，天津卫的空气里还弥漫着年节的余味。海河上的冰尚未完全融化，浮冰撞击着码头木桩，发出沉闷的响声。一艘不起眼的煤船缓缓靠岸，船工抛下缆绳，蒸汽与煤烟混杂的气味弥散在薄暮中。

沈砚之立在船舷边，灰色棉袍外面罩了件半旧的羊皮坎肩，头上是顶磨了边的毡帽。这副行头，是天津码头最常见的苦力打扮。他身后站着程振邦，也作同样装扮，只是腰间微微鼓起——那里藏着两把压满子弹的勃朗宁手枪。

“都记住了？”沈砚之低声问。

“记住了。”程振邦点头，“下船后分头走，老地方汇合。若有意外，烧掉纸条，往英租界跑。”

沈砚之不再说话，提起脚边的柳条箱，混在扛包的苦力中下了船。箱子里是几件换洗衣裳，底下夹层藏着要紧的东西：一份直隶总督衙门新近调防的兵力部署图，还有三封用密语写成的联络信。

这是他们离开山海关的第四十七天。

自从决定挥师南下，沈砚之的三千义军便开始了漫长而艰险的转移。清廷调集了毅军、武卫右军两支精锐，从东西两面夹击，誓要将这支北方光复的火种扑灭。义军且战且走，在遵化、蓟州一带的山地周旋，用游击战拖住了数倍于己的敌人。然而伤亡也在增加，弹药日渐匮乏，更紧要的是，与南方革命军的联络时断时续，他们像一叶孤舟，在惊涛骇浪中寻找着灯塔。

半个月前，沈砚之作出了一个冒险的决定：亲赴天津。天津是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消息灵通，各国领事馆林立，革命党在这里的暗桩也最多。他要在这里重新建立与南方的联系，同时探查清军在直隶的虚实，为义军下一步行动寻找突破口。

“让开！让开！”

码头入口处传来呵斥声。一队清兵持枪列队，正逐个盘查下船的人。领头的是个把总，满脸横肉，手里拿着张画像，目光在人群中来回扫视。

沈砚之脚步未停，跟着人流向前移动。柳条箱的提手被汗水浸得发滑。他知道那画像上是谁——半个月前，清廷已悬赏五千两白银，要他的人头。

“你！”把总突然指向一个书生模样的年轻人，“箱子里装的什么？”

书生慌慌张张打开书箱，里面是几本《时务报》和手抄的讲义。把总随意翻了翻，挥手放行，目光又转向下一个。

沈砚之已走到近前。他微微弓着背，让脸上的阴影更深些，脚步也故意拖沓，像个常年劳累的码头工。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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