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四年，乙丑，霜降。

衡阳城头的旌旗，在湘江上吹来的湿冷江风中猎猎作响。旗面已由前清的龙旗、北洋的五色旗，换成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样式，但那布料新得刺眼，像是刚从箱笼里扯出来，还带着樟脑丸的呛味。沈砚之披着一件半旧的将校呢大氅，立在东城箭楼上，手里握着一架德国蔡司望远镜，镜筒冰凉，贴着颧骨，激得他微微一颤。

望远镜里，湘江水浑浊浩荡，几艘挂着米字旗的英国小火轮突突地逆水上行，犁开两道黄褐色的浪。岸边，几个赤脚的纤夫弓着背，像快要折断的虾米，绳索深深勒进肩胛骨里。更远处的码头，日本人的“戴生昌”轮船公司新盖了栈房，青砖红瓦，在一片灰扑扑的吊脚楼里格外扎眼。几个穿着短打、梳着仁丹胡的日本人正指指点点，旁边跟着点头哈腰的县署书办。

“将军，风大，当心着凉。”副官陆昭递上一件羊皮坎肩，声音压得低低的。

沈砚之没接，也没放下望远镜，只从喉咙里应了一声：“嗯。”

他看得仔细。望远镜的视野里，一个穿着学生装的年轻人正站在码头最高的台阶上，手里捏着一卷传单，对着聚集的苦力和搬运工大声讲着什么。江风把他的声音撕扯得破碎，但“北伐”、“打倒列强”、“铲除军阀”这几个词，却像钉子一样，时不时穿透风声，扎进沈砚之的耳朵里。

那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叫润之。沈砚之在前几日的农运讲习所开幕式上见过一面，印象很深。那年轻人个子高，额头宽，讲话不疾不徐，却有一种让人信服的力量。不像广州那些西装革履的党国要员，满口理论，却闻不到泥土味。

“陆昭，你说，这湘江里的水，暖了吗？”沈砚之忽然问了一句，听不出是问话还是在自语。

陆昭一愣，探头看了看江面，又看了看天上盘旋的苍鹰，斟酌着道：“回将军，节气刚过霜降，水该是凉的。可……可这些学生们都说，革命的风潮，暖得很。”

“暖？”沈砚之放下望远镜，嘴角扯出一丝极淡的、近乎自嘲的弧度，“暖了，鸭子先知。可这江水要是烫起来，先煮熟的，往往也是离水最近的鸭子。”

他转过身，背对着江风。四十不到的年纪，鬓角却已染了霜，眉宇间那道在川南护国战争中留下的刀疤，在昏黄的夕照下显得格外深刻。大氅下摆被风卷起，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军裤和沾了泥点的高帮皮鞋。他不再是那个在山海关城头振臂一呼、意气风发的青年，岁月和战火，把他打磨成了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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