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组织已建立联系，可配合攻城。联系人：董必武。接头地点：武昌蛇山抱冰堂。暗号：'山海关的雪还在下吗？'"

沈砚之把电报折起来，塞进内袋。

"武昌有内应了。"他对赵秉钧说。

赵秉钧的眼睛亮了一下，但很快又暗下去："可我们连贺胜桥都还没过。"

"所以要快。"沈砚之转身走向祠堂大门，"让侦察连今晚就出发，去探那条沼泽路。明天天亮之前，我要知道能不能走人。"

他走到门口，忽然停下来。

"对了，把黄开强送到后方医院。告诉他，等他伤好了，武昌城头我给他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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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汀泗桥的夜比白天安静，但安静得不自然。没有虫鸣，没有犬吠，只有偶尔传来的伤兵**和远处北洋军阵地的冷枪声。河水在黑暗中流淌，声音比白天更响，像有人在低声说话。

沈砚之没有睡。他坐在火车站的站台上，背靠着一根柱子，面前放着一盏马灯。灯罩上贴了一张纸，把光线压得很暗。

他从内袋里掏出那本一直带在身边的笔记本——不是作战日志，是更私人的东西。笔记本的封面是黑色的粗布，边角磨得发白。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一行字：

"宣统三年冬，父殁于山海关。临死前握吾手曰：'关山虽险，人心更险。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汝当继吾志，勿忘。'"

那是他父亲的遗言。从那以后，这本笔记本里记的不是战术，不是命令，而是一个个名字——他带过的兵，他见过的人，他欠下的债。

他翻到最新的一页，用铅笔写下：

"八月廿八。汀泗桥。李大山，十九岁，河南信阳。敢死队十二人，生还三人，重伤。欠他一块麦芽糖，一碗酒。"

他写完后停了一下，又补了一行：

"又：武昌有内应了。董必武。这名字我好像在哪儿听过。"

他当然听过。1919年，他在北京的时候，听李大钊提起过这个人——"湖北的董必武，是个有胆识的"。那时候他还在袁世凯的陆军部当差，每天提心吊胆地搜集复辟证据。李大钊的话他记了很多，但"董必武"这三个字，像钉子一样钉在脑子里。

现在，这枚钉子要派上用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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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两点。

侦察连长周铁山回来了。他浑身是泥，裤腿上全是水草，但眼睛里有一种沈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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