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先去传令。”
孟昭林转身走了。沈砚之一个人在城楼上站了很久,直到暮色彻底吞没了滕王阁的飞檐,城下的赣江变成了一条黑沉沉的带子。他想起八年前在云南,蔡锷将军病危时把他叫到床前,握着他的手说了一句话:“革命最怕的不是敌人的枪炮,是自己人的刀子。你要分清楚,谁在为你挡枪,谁在给你捅刀。”
蔡锷走了八年了。那场护国战争打倒了袁世凯,却没有打出真正的共和。如今北伐打到了长江流域,北洋军阀的统治摇摇欲坠,可革命阵营内部又开始分裂。蒋介石在南京,汪精卫在武汉,两边都在高喊自己是正统,两边都在拉拢各方势力。沈砚之收到过至少三封来自武汉的电报,请他“拥护中央执行委员会,抵制南京非法会议”。每一封他都看了,每一封他都没有回。
因为他看不清。或者说,他看得太清了。
晚上十点,小校场。
南昌城内的这个校场不大,原是清代绿营的操练地,四周长满了荒草,月光照下来,半人高的蒿草在夜风里簌簌作响。政治部的七十多人站在操场上,交头接耳,不知道突然开会所为何事。那七个被列入名单的人站在队列最前面,赵主任站在他们旁边,脸色发白。
沈砚之从队列前方走过来,身后只跟了孟昭林一人。他在那七个人面前停住脚步,借着马灯的光挨个看了一遍。第一排第三个,叫周怀远,三十四岁,湖南人,黄埔四期生,能写一手好文章,军政治部的一支笔。第二个叫吴国栋,二十八岁,江西本地人,南昌攻城时他带着政工队冲在最前面,右胳膊上还缠着绷带。第三个叫谭伯安,年纪最大,四十岁,当年在西南根据地就跟着沈砚之搞土改,手上有一道从手腕到肘弯的长疤,是替沈砚之挡的刀。
“诸位。”沈砚之开口了,声音在夜风中传得很清楚,“今天召集大家,是有一件事要宣布。”
他从口袋里取出那份电报纸,但没有念。他扫了一眼所有人的脸,把电报纸重新揣回去。
“南京总司令部发来命令,要求各军政治部的地下党员停止职务,听候审查。”
校场上一阵骚动。有人倒吸凉气,有人低声骂娘,有人下意识向后退了一步。那七个人的反应各不相同:周怀远站着没动,嘴角甚至浮起一丝苦笑;吴国栋攥紧了拳头,受伤的胳膊微微发抖;谭伯安慢慢抬起头来,目光越过沈砚之的肩膀,看向远处黑沉沉的赣江方向。
“我问在座的各位一句。”沈砚之的声音陡然提高了,“北伐打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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