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从木箱里露出来时，离我死还有三十五小时十三分钟。

木箱一米多长，四个角包着铁皮。两个搬运工把它放在地下仓库的长桌上，箱底擦过桌布，拖出一条细黑的石粉。阿木关上仓库门，又让人检查箱缝。没有电线，没有异味，只有木头受潮以后发出的酸气。

“开。”我对阿木说。

撬棍下去，第一枚钉子蹦到墙边。第三枚钉子拔出来时，阿木的手停了一下。箱里不是货，是一块新磨的黑花岗岩。仓库顶灯照在碑面上，我的名字像刚从石头里流出来。

川先生之墓。

生于一九七四，卒于二〇〇八。最下面另刻了一行小字：八月十八日，夜十一时四十分。

阿木看了眼手表。八月十七日中午十二点二十七分。

“川，”阿木叫我，“还有一天半。”

“少十三分钟。”我用拇指抹过自己的名字。凿痕里还藏着黑粉，沾在指腹上，像一小块洗不掉的墨。“刻碑的人算得比你细。”

仓库里一共十二个人。有人盯着门，有人盯着我。没有人去看那两名搬运工，仿佛送一块碑进来，手就会自动变成凶手的手。

黎真戴上手套，俯身看碑边和箱钉。她问我：“你的生日，在澜城有多少人知道？”

我没有回答。

二十二岁以前，我自己都不常记那个日子。到了澜城以后，有人替我记账、记车、记我在哪张桌上吃饭，最后连死在哪一分钟，也替我写好了。

可十二年前，我不值这块石头。那时我的命，只差十块钱。

一九九六年七月，我到澜城的第一份工，是替人卸冻鱼。开工前，范魁答应二十四块，结钱时只往我掌心里拍了十四块。

纸币被他的汗浸得发软。我没收手，范魁也没松手。我们一人捏着一头，在鱼市后墙下站了几秒。

范魁先笑了。他右边有颗包金的后槽牙，笑起来像嘴里含着一枚脏硬币。

“嫌少？”范魁问我。

我看向他膝边的塑料桶。桶里还有一叠钱，够把十一个人的缺口全补上。

“说好二十四。”我对范魁说。

“坏了鱼，扣十块。”

范魁松开纸币，抬脚把桶踢翻。几张零钱落进脏水，一个叫阿木的瘦少年立刻跪下去捡。他比我早来几个月，知道钱落进水里还能捡，话说出口就捡不回来了。

其他九个人拿着十四块，退到铁皮棚的阴影里。谁替我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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