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页。改完后，我们才恢复合作。

这件事让培训楼越来越像一间学校，又不像学校。红姨不教人怎样笑得好看，先教四样：认自己的名字、认工资总额、认扣款项目、认紧急出口。会写字的人签全名，不会写的人可以按手印，但必须由一名与劳务行无关的人把内容读完，再让本人复述。复述不清，手印便不收。

有人问红姨，若一个人始终不识字，是不是永远不能工作。红姨说看懂不等于会读每个字。你可以请人读，可以画自己认得的符号，可以把工资分成看得见的几格；最怕的不是不会写，是别人替你说“你已经懂了”。

月桂那时已经在白鹭四年。

她从当年穿红鞋、背四千六百元假债的姑娘，变成培训楼夜班管理员。新来的年轻人不知道她过去，只知道她每天收三次黑木牌：上班、回楼、请假。牌不代表谁属于酒店，只代表当夜还有谁需要确认安全。她发工资时总把扣款栏先念，即使那一栏写零。

二〇〇二年九月，月桂收到家信，母亲病重，弟弟准备把家里最后一块田租出去。她向红姨请两个月假，后来又改成辞职。白鹭愿意保留岗位，青川酒店也缺楼层主管，她仍决定离开澜城。

我问月桂：“是工资不够，还是这里有人让你不舒服？”

月桂回答：“都不是。我欠苗姐的钱早就没有了，可我留得越久，别人越只记得我是在这里被救出来的。我想回去的时候，名字前面不再带白鹭。”

她没有指责谁。白鹭当年替她划掉假债、按月发工资，后来也给了她位置；可一处救过人的地方若总把“我救过你”挂在门口，也会变成另一种拴人的绳。红姨听完，只问她最后工资哪天结、回程经过几站。

月桂的工资与未休假补贴共三千七百四十元，当天装进两只信封，一只本人带，一只按她要求寄给母亲。宿舍床、制服和黑木牌无需赔偿。红姨让她自己决定木牌怎样处理。

月桂把牌留在培训楼玻璃柜里，背面写了离开日期。她说不是留作纪念，是给后来的人看：木牌放回柜里，人也可以走，不必烧、不必逃。

临走前，月桂替最后一批学员念合同。念到离职条款，她停下来让每个人说一遍：提前几天告知、工资何时结清、证件归谁。一名年轻姑娘照着纸背答案，月桂把纸收走，让她用自己的话再说。那一刻她比四年前的红姨更耐心。

车在清晨六点出发。阿木安排司机，月桂坚持自己付一半车费，因为路线还要替南岬带货。红姨没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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