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澜城，而是在东平一家小运输行做普通调度，收入少一半，不管青川货。

公司按离职流程结清工资、未休假和身份风险补偿。补偿不是二十万元，而是按十七份文件实际期限与责任核出的六万八。阮文山看完明细，只收六万，余下八千继续留司机维修金，与石岭奖金时一样。

黎真让他签“全部劳动款结清”，没有要求签“所有身份责任结清”。后者不能由一张离职单完成。十七份旧文件若未来发生争议，公司仍负责应诉，阮文山有配合义务，差旅和误工由公司承担。

他签了真名，并按手印。

老阮那笔十二万元没有因此解决。外部账房重新核基础盘，一成二按新记要持续，未发生少付；争议只剩二〇〇一年收据能否被单独解释为买断。由于双方后来共同签过新记要，正常情况下不影响运营。我们都认为旧纸再无实际用处，仍由老阮保管。

谁也没想到有人会等我“死亡”，把那张收据从整本关系里抽出来，再加一段打字条款，拿去抵六辆车。

阮文山离职后，顾北山常去东平看他。他不告诉我谈什么，只把北郊诊所的收费册从三锁票箱外的夹层移到自己布袋。一次顾北山回来，右手沾有白色药粉，说阮文山肩伤复发，替他垫了诊费。

我提出公司承担。顾北山说人已经离职，旧伤是否工伤难认，他只以个人借钱。收费册上写阮文山真名、右肩旧伤和早年病历号，不进入公司电子账。黎真认为至少应在身份索引记旁证位置，顾北山才同意写一行。

这行账外索引后来被他说成“第七个人”。不是因为阮文山没有进过账，而是他离开以后，顾北山仍用一本不属于公司的诊所册证明这个人活着。那本册子不算资产，也不算工资，电脑里找不到。

二〇〇七年春节前，阮文山来白鹭吃了一碗粉。他坐在靠门的旧圆桌，不坐顾北山窗边。员工换过几批，只有红姨、黎真、阿木和我知道他是谁。有人叫他阮师傅，没有人再叫贺老板。

他问我姓名那半工作牌是否还在。我从白六三身份卷里取给他看，牌已打孔，边缘正好到“川”字一半。他说留着也好，将来若有人拿完整牌办事，至少能证明那张不是他手里这张。

我开玩笑说谁会为一张旧牌费这么多心。他没有笑，只提醒我河内丢过四张复印件，旧章也曾在封箱里留下浅红试印。若有人把这些拼起来，不需要完整工作牌，只要外面的人习惯相信。

他离开后，我让阿木再次通知所有单位停认旧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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