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秋的四个班补回去以后，那张旧排序没有消失。

它不再从中央系统生成，也不能在经理页面打开。可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至二〇一一年一月十八日之间，四家公司一共导出过十六份排班建议。七份是电子表，九份打印过。中央日志能告诉我们谁按过“导出”，不能告诉一张纸后来塞进哪只抽屉，也不能让一封邮件从收件人的电脑里自己回来。

三月四日，车站酒店招聘两名客房领班。

它原有一名领班回乡，另一名转餐饮，六名内部员工报名。阮秋没有报名。她在青川酒店，只支援过车站酒店三次。候选人里却有一名叫周莲的清洁员，二十八岁，做了四年，培训成绩最高，主管评价也好。

最后入选的两人没有她。

人事面谈记录写：“近期家庭安排较多，稳定性待观察。”周莲过去三个月只请过三天病假，原因是自己发烧；另有两次与同事提前换班，换班都获批准，没有缺岗。她问主管什么叫家庭安排，主管说人事综合判断，不方便公开其他资料。

周莲找到红姨，不是因为知道阮秋的事，而是她在一只待碎纸箱里看见自己的名字。

那是一张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导出的颜色表。车站酒店人事当时打印两份，一份交运营会议，一份夹在节后排班草稿。中央宣布封存后，人事把草稿放进待销毁箱，没有逐页登记。周莲下班经过办公室，帮文员搬箱，最上面一页正好朝上。她的名字后面是黄色，备注“病假、换班、外住”。

三天病假没有让她失去当月工资。三个月后，它从一张本应销毁的纸里又站起来，替一场没有记录的“综合判断”说了话。

红姨先把纸交给黎真，没有带周莲去找主管对质。若主管当场说从未看过，我们又会陷入记忆。黎真按文件编号找原导出，确认这张属于十六份之一；车站酒店的销毁记录写“旧排班草稿一箱”，没有逐份见证，也没有保留证据样本。

“为什么既说封存，又让他们销毁？”我问。

严凤把一月整改令翻出来。中央服务器的模型、日志与一份证据副本封存；各项目持有的工作副本，在确认不再使用后销毁。这样做本来是为了减少个人数据继续散落。问题是销毁只按箱，不核每份；在真正销毁以前，纸仍能被看。

“现在不能把所有箱都烧了。”黎真说，“先列副本。”

四家公司当日暂停人员晋升、长期固定班和续约决定，不停工资、不停日常排班。每家公司由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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