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偿各有名目，不塞进营业收入。

调解结束后，我与他单独说了十分钟，律师都在门外玻璃后。

“你当时觉得能走到哪一步？”我问。

“最多拿到待补通知。”

“如果吴程收了呢？”

“我会让委托客户知道控制失效，不会取货。”

“我凭什么信？”

“你不用信。记录只能证明没取。”

这句回答比悔恨更诚实。

我问他是否知道阮文山因假死流言与旧名受过什么。他说后来从材料知道死亡，不知道全部经过。阮文山的死不是陈克南造成，他也不能用“不知道”免除拿死者签收做测试。我们在和解里规定不再使用阮文山材料，必须保留的争议证据由中立方控制；阮家不出席，不让家属又坐在一名职业经办面前听他解释效率。

“你为谁做？”我最后问。

“当时为合原委托客户的资产核验项目。”

“客户背后还有谁？”

“几名债权人与基金出资人。没有一个人给我每一步命令。”

“梁仲平？”

“他后来接项目。二〇〇八年我不向他汇报。”

“白立？”

陈克南摇头：“我只把它当窗口名。陪我去的年轻人由东衡用这个业务名，我不认识任何叫白立的长期负责人。”

灰衬衫只是受托人。

“只是”不是免责。他有专业能力、有选择，也越了权；但他不是一双从河内伸到澜城、能让所有人听令的手。把他抓成幕后王，故事会爽，账会错。真正让他走到吴程门内的是合原的箱、外包的粗权限、东衡的业务名、海货未关窗口、真实证件副本和我们自己曾允许一张脸证明太多。

陈克南走出事务所，没有人跟踪。

白敏在视频里看着门关，说：“就这样？”

“已知动作结了。”黎真回答。

“他没有说谁是最大的。”

“因为未必有一个最大的。”

白敏不满意，也接受。她当年在柜台面对的是一名看起来知道所有答案的人，四年后发现他也只是根据箱子、摘要和窗口反应往前试。恐惧不会因职业说明立刻退，但至少不再把每个穿灰衬衫的人都当同一张脸。

和解材料进入中立目录。陈克南状态写：真实受托关系存在；使用个人身份工作副本与实际递件超出授权；责任已按已知动作调解；不构成B.L.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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