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这河能走船。“

陶爱民一愣。

“运煤的船，从县城上来，两条桅杆。“父亲眯着眼看那条浑黄的、一步能跨过去的水，“你爷爷在船上扛过活。那时候河宽，水深，汛期水涨上来，老远就能听见响。现在——“他顿了顿，没有把后半句说完。

后半句不用说完。现在，三年一小淹，五年一大淹。淹的是田，赔的是种田人的血汗。

“爸，“陶爱民看着那条河，说，“这条河，早晚有一天要清淤。“

“清一条河要多少钱，你知道吗？“父亲看了他一眼，“去年镇里报过一回，上面没批。没钱。“

“总有一天会有钱。“陶爱民说，“也总有一天，会有个管这个事的人。“

父亲没接话。他重新跨上车。陶爱民坐回后座，风从耳边过去，他扭头看了一眼那条河——三十七年里他修过的最大的项目是三百公里的沿江公路带，可这一刻让他心里发沉的，是眼前这条十七点四公里的小河。

到家时，母亲已经把饭做好了。真真正正的一顿好饭：韭菜炒鸡蛋，豆角焖面，煎了两条小鲫鱼，还有一瓶攒着没舍得喝的橘子汽水。

“考完了就好，考完了就好。“母亲一边盛饭一边念叨，眼圈红红的，却笑着，“不管考得咋样，先吃一顿饱的。“

“考得咋样？“父亲问。

陶爱民扒完了一口豆角焖面，放下筷子。

他知道父母在等什么。等一个“考得好“或者“考得不好“，等一个能让他们踏实的答案。这个答案，他给得起——但他说出口的不是这个。

“爸，妈，“他说，“我估了分。六百八往上，发挥正常的话，能到六百八十五。“

筷子掉在了桌上。母亲的。

“全、全省前十？“她的声音都变了调，“爱民，你不是说梦话吧？前三模你最高才六百四……“

“模考是模考，“陶爱民说，“这次题顺。“

“题顺也不能顺出四十分……“母亲还在抖。父亲的筷子也停了，他把儿子从头到脚看了一遍，像在检查一件刚出车的活儿有没有暗伤。看完，他没说话，端起碗，扒了一大口饭——陶爱民认得这个动作。这是父亲高兴到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唯一的表达。

等到母亲的情绪落回地面，陶爱民把话头接了下去。

“分是分。还有一件事，我跟你们商量。“

他说了。从信用社的黑板报说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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