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一个家。

到家已经是夜里。堂屋的灯亮着——电灯，十五瓦，父亲信里说的那盏。母亲在灯下等着，桌上扣着一只碗，碗里是留给他的两只荷包蛋。他一口气吃完，连汤都喝了，母亲就在旁边看着，看完把碗收了，又把他棉衣上四处针脚挨个捏了一遍——她缝的地方，她都记得。

第二天上午，他摊账。

一万五千零五十四块三毛五，一沓一沓码在八仙桌上，码了半张桌子。作业本翻开，从六月十一号那页起，一页一页翻给父母看：借条三千六，卖粮一百四十四零四毛，卖猪二百六十四，镯子五十八，赎镯子加两块；十一趟车，每一趟的本钱、出手、净落，笔笔到底。

母亲的手在围裙上擦了三遍，才敢去碰那摞钱。她一张一张地数，数到一半数不下去了，抬起头：“爱民，妈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

数不下去，是因为数着数着想起来的东西太多。她后来跟父亲说，数到第三沓的时候，手就抖了——不是为钱，是想起六月里他揣着镯子出门那天，天没亮，她站在村口看儿子的背影，那时她以为家里塌了半边天；数到第五沓，她想起儿子这一冬天，一趟能挣回她和父亲一年的工分钱。她的儿子十八岁，别人家的十八岁在球场上撒欢，她的十八岁在夜车上抱着包睁眼到天亮。

“往后的钱，妈不数了。“她把剩下的钱推回去，站起来去灶间烧水，走到门帘边又回头补了一句，“妈只管一件事——你身上，不许再缝那么多钱。“

父亲没数钱。他抽完了一支烟，把烟头摁灭，问了一个问题。

“啥时候是个头？“

屋里静了。这个问题，母亲不会问，舅舅不会问，周文远不会问，只有父亲会问。一辈子跟机器打交道的人知道，再好的转轴，也有转不动的那一天。

“跑到开学。“陶爱民说，“开春就不跑了。“

“为啥？“

“行情变了。“他把账本转过去，指着给父亲看，“您看，汉丰收八折，临江如今八一、八二；合肥七三、七六，一天一个价往上抬；上海的卖价呢，九十七块五，三个月没动过。买的人越来越多，卖价不涨——中间这条缝，一天比一天窄。“

他顿了顿：“现在收手，这条缝还是钱。等缝合上了再收，压在手里的券就成了死钱。爹，挣钱这个事，跟开车床一个理——活儿干到最顺的时候，就得想着停车，等冒烟了再停，就晚了。“

父亲盯着那本账看了很久。他看不太懂每一笔，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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