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面值，得数写到小数点后两位，后面还跟了一个括号：含卷角券两张，柜台上砍了一块，记账存照。

一笔一块钱的出入，都记了账。

涂老板合上本子，还回去，看他的眼神变了：“腊月的合肥，七六，你也敢整批吃？“

“算过，吃得下。“

“南昌的价，“涂老板伸出一只手，“七零五。三天，两个集，我能给你凑两万六七千面值。比合肥还低——为啥，你想过没有？“

“想过。“陶爱民说，“南昌离上海远，跑的人少，货就压得深。低，是低在路远上。我多花的两天车钱、一夜瞌睡，买的就是这五个点。“

涂老板盯着他看了半晌，忽然笑了，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学生伢，你这账，算到人心里去了。“

三天的集市，陶爱民算开了眼界。江西的散客跟安徽的不一样：安徽人卖券，多是等钱用，捏着券在市面上一趟一趟比价；江西人卖券，很多是替单位跑腿的会计、采购，一出手就是几十张，卷在报纸里，用麻绳一勒。头一天他站在涂老板摊子后头看，第二天就帮着验券点数。涂老板起先不让外人碰他的秤，第三天，默许了——因为他验得快，还不出错。集市上人来人往，卖券的个个有故事：有个中学教师模样的，卖完券在摊子前站了半天，忽然问他这券最后流到哪里去；他说上海，柜台。教师点点头，自言自语说了一句：“国家借钱，总得有人信。“这句话陶爱民记了一路。

三天的集市，散货一笔一笔收拢。最后一日下午结总账的时候，出了一道岔子：涂老板的伙计来报，说是集上有别的客出了七一收价，把两个大散户的货截走了。涂老板搓着手，有些讪讪地看他，那意思是行情变了，价要不要重谈。

“涂老板，“陶爱民把最后一沓券点完，头也没抬，“条子是您写的，价是您许的。我今天多出一个点，明天就有人出两个点，这买卖就死了。我认七零五，也认您这个人——下个月，我还来。“

涂老板脸上的讪讪收了，换上来的是一种打量的神色，打量了半天，说了句：“你这学生……不像学生。“

面值两万六千九百块，七零五折，付出一万八千九百六十四块五。当着涂老板的面，一张一张验、一遍一遍点，点完装箱。

回程绕上海。出手两万六千一百三十三块三毛五——货大，他分了两天、三家门市出，出一家，存一家，当天把大头存进银行，开了汇票贴身带，身上只留车饭钱。这是列车长教他的，他记着，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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