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清楚。你打的什么算盘，赔了拿什么还，都得说。“

“行。“

“你就不怕我问，现在不说？“

陶爱民摇头：“现在说了，您这钱就得掂量一晚上。掂量完，八成还是借我，但您要担一夜的心。何必。“

舅舅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笑了：“你这个人，借钱先说赔，连让人操心都替人省了。怪得很。“

夜里睡在铺子阁楼上，木床，褥子薄，他听得见楼下上门板的响动，还有舅舅和舅妈压低声音说话——听不清，也不用听清。

临走，舅妈往他挎包里硬塞了两包桃酥：“路上吃。跟你妈说，铺子里都好。“舅舅站在门口，最后说了一句：“买卖上的事，胆子可以大，尾巴要收干净。“

他点点头。这句活，比两万块还沉。

第二天一早，坐头班车回临江。

初十，他给父亲去了信。

这封信更难写。给舅舅借的是买卖钱，给家里张口，动的是父母的底。

“爸：开春我有一件大事要办，需要家里支援五千块。这是最后一次跟家里借钱，往后只有往家拿的，没有往家要的。事成之后，我当面说给全家听。儿，爱民。“

信寄出去第五天，汇款单到了。邮政汇款，五千元整。

他拿着汇款单去邮局取钱。隔着铁窗，营业员点了五沓“大团结“推出来，他当场又点了三遍，一张不差。五千块揣在贴身的布袋里，走回学校的路上，他一只手一直没离开过胸口的那个位置。

附言栏里，父亲的铅笔字，就三个：

汇票，拿好。

没有多一个字。没有问干什么用，没有问稳不稳。

陶爱民捏着那张汇款单，在收发室门口站了一会儿。他知道家里那个存折的分量——那是父亲跟秤杆子打了半辈子交道，一两一两攒出来的。五千块，是从里头割下来的一块肉。

父亲不问，不是不心疼。是不问——问了，怕儿子为难。

周文远的钱，是正月十四来的。

那天傍晚，周文远从三楼下来，手里攥着个手绢包，放在他桌上，打开——三沓钱，还有一张存款单。

“三千。“周文远说，“两年攒的。助学金、家教、抄写的活，都在里头。本来想买台计算器，再给家里捎台缝纫机。“

陶爱民看着他，没伸手。

“你那个投资，让我看着学。“周文远把钱往前推了推，“不要利息。就这一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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