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十号，七点整，西康路营业部门口。

天蒙蒙亮，队伍已经拐过墙角。前头几个是搬着小板凳来的，棉大衣裹到下巴，一看就是排了半宿的。有个从南汇赶来的老者，跟旁边人介绍经验：买东西要赶头一天，头一天的货足。

陶爱民站在队尾往后的第三个，不前不后。太靠前，扎眼；太靠后，耽误事。

八点半，木门开了，队伍往前挪。轮到他，柜台里的办事员抬头：“买多少？“

“七百张。“

办事员的手停了一下，扭头朝里屋喊了一声：“老张，点钱。“后头队伍起了点骚动，有人踮脚往前看，有人小声嘀咕：学生仔，七百张。

他早上出门前，从棉袄里襟拆出两万一千块，其余的原样缝好。钱从铁栅栏底下递进去，办事员和老张两个人点，点了四遍，每一遍他都跟着在心里数。

认购证从栅栏底下推出来——一沓一沓，牛皮纸封面，油墨味冲鼻子。

七百张。

他挪到墙根，一张一张数了两遍，包进白布，塞进挎包夹层。每一张的角上都有编号，他把首尾两张的号码抄在小本子上——不记名、不挂失，丢了没处报，抄号只为清点，数得心里有底。

走出营业部，门口排队的人还在看他。他没回头，在街口买了两个大饼，边走边吃。

当晚回旅社，就着灯，把七百张又清点了一遍。三十块一张，不多不少。他把它们分成两处：四百张缝回棉袄里襟，三百张压在挎包底。缝完那晚他睡得很沉——钱进了针脚，比搁在枕头底下让人踏实。

同屋一个无锡客商问他：“小阿弟，你买那个纸头做啥？我看了三天，看不懂。“

“替单位买的。“他说。

“单位？单位买这个？“客商摇头，“看不懂，看不懂。“翻个身睡了。

第二天，武夷路。

这个点门面挨着一家裁缝铺，队伍从营业部门口排到裁缝铺的玻璃窗底下。裁缝在里头踩缝纫机，头也不抬——这几日，她什么阵仗没见过。

这个点队短，八点四十就轮到了他。还是七百张，两万一千块。办事员是个年轻姑娘，数完钱，随口问：“同志，买这么多？“

“给单位代买。“他说。

姑娘笑：“这两天说这话的有十几个了。“

他也笑了笑，不接。接了，就要往下编；编多一句，多一分破绽。

第三天，天平路。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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