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后面会涨多少，涨多久，什么时候该走。“

宿舍里安静了一会儿。赵鹏飞和另外两个室友去自习了，屋里只有他和周文远。窗外的路灯照进来一块黄色的光，落在地上，像一张旧报纸。

陶爱民想起一个人。

不是这一世认识的人。是他记忆深处的——一个省厅的厅长，姓什么来着。好像是姓方。方厅长。

那年牛市来了，方厅长手里有点闲钱，跟着风进了市。先买了两万块，赚了。又加了五万，又赚了。到了年底，账面上滚到了两百多万。人人都说方厅长眼光准。

方厅长也觉得自己眼光准。身边的人劝他落袋为安，他说“再等等“。再等一等，还能涨。

后来熊市来了。从高点往下掉，一开始是慢跌，方厅长说“回调正常，再等等“。后来是急跌，他说“已经到底了，再等等“。等到他想卖的时候，两百多万变成了三十几万。

再后来，有人把方厅长在股市里的进出记录送到了纪委。公款炒股，违规。方厅长被免职，降为副处级调研员，提前退休。

退休前他跟人喝过一次酒，喝到最后说了一句话。不是“我运气不好“，也不是“我不该炒股“。他说的是——

“我不是输给了运气。我是输给了'再等等'。“

陶爱民当时坐在旁边，手里端着茶杯。那句话他记了很多年。

现在他十九岁，坐在大学宿舍的硬板床上，手里攥着两千零一十张认购证。明天上海股市全面放开股价，所有人都在说“要涨了“。他的账面利润可能翻倍、翻三倍、翻十倍。

但“再等等“三个字，像一根针扎在脑子里。

他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写了一行字：

“五月二十一日不卖。五月二十五日之前必须开始卖。“

写完他把纸条折了两折，压在枕头底下。

“写的什么？“周文远凑过来。

“纪律。“

“什么纪律？“

“卖出的纪律。“陶爱民把枕头放好，“涨的时候人最容易犯一个毛病——觉得自己能卖在最高点。没有最高点。只有该走的点。“

周文远坐到对面的床上，沉默了好一会儿。“你这些道理，从哪儿学来的？“

“书上看的。“

“什么书？“

“很多书。“

周文远显然不信，但也没追问。他跟陶爱民相处大半年了，知道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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