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长途的，右边那台。“电话费五毛三分钟，超时另算。他每次都不超过三分钟。指令简短，不废话：卖多少股，什么价位以上，什么时候出。吴经纪人问要不要看看盘再定，他说不用。看好就出，不看好就不出。看什么盘。

周文远偶尔会问：“今天又卖了？“

“卖了。“

“多少钱？“

“记着呢。“

他不报具体数字。不是不信任周文远，是习惯。钱的事，越少人知道具体数目越好。那个念头又自己冒上来——他见过太多因为露富而出事的人。九十年代的几百万，跟后来的几千万不是一个概念。那时候消息传得快，传到不该传的人耳朵里，麻烦就跟着来了。

到11月中旬，手里还剩一万股。

这时候上证指数已经过了1450点。报纸上的声音越来越乐观。有人写文章说“牛市刚到半山腰“，有人预测春节前能到1600。吴经纪人打来电话，语气里带着一丝焦急：“陶先生，最后这一万股，我建议你再拿一拿。现在每天都在涨，一天一个价。“

陶爱民在电话这头沉默了几秒。

“吴叔，我问你一句话。“

“你说。“

“你觉得这个市场，会一直涨上去吗？“

吴经纪人没吭声。

“我是说，永远涨，不停。“

“那……不会。“

“那就行了。“陶爱民说，“最后一万股，这周出掉。“

11月20号，最后一批。一万股，均价36.8元。到账36.8万。

九万股全部清仓完毕。总卖出金额：

61.6万 + 48.75万 + 51.3万 + 71.2万 + 37.1万 + 36.8万 = 306.75万。

均价约34元。

陶爱民把最后一笔数字写进蓝皮本子，放下铅笔，合上本子。封面是深蓝色的布纹，边角已经磨毛了。

他没有卖在最高点。最后一万股出手的时候，股价还在涨。如果再等两周，也许能多卖三四万。也许。也许也会少卖七八万。

周文远那天晚上问他：“你为什么不等到最高？“

陶爱民坐在床沿上，鞋脱了一半，光脚踩在水泥地上。地面凉，凉意从脚底板往上走。

“最高点是回头看才知道的。“他说，“站在当下，你永远不知道哪一天是最高。“

“但你不是——“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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