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爱民合上本子，语气平平：“吕厂长，协议第九条，账实不符的，联营方有权终止并收回本金余额。今天点库的结果，双方签个字。“

“我不签！“

“不签，也请你在这儿。“他转头，“宋头，再点一遍。“

第二遍，八百六十箱，一箱不多，一箱不少。

点库记录当场写：某年某月某日，双方共同盘点，账面两千一百箱，实点八百六十箱，短少一千二百四十箱，其中空箱一千二百只。会计念一遍，宋头核一遍，念到“空箱“两个字，会计的声音低了下去。管库的蹲在墙根抽烟，烟灰长了也不弹。

吕厂长不肯签字。乡里企办的一个干事正好在厂里，被他请来做了见证，签了名，写了日期。

那八万块，早上刚出手，下午就成了窟窿里的水。当晚饭桌上，吕厂长让了三次酒，他把帆布包的带子又缠紧了一圈，茶水陪着，滴水不漏。

当晚他住乡里的招待所，点着灯把协议一条一条过。过到后半夜，列了一张清单：已付十八万；短少成品一千二百四十箱，按出厂价折多少；设备折价多少；先退多少，后退多少。一笔一笔写在纸上，写完又誊了一遍，字迹端正。誊完他吹熄灯，躺下，睁着眼到天亮。

第二天，涂老板从南昌赶到，出面约乡里和县工商局的人，三方坐下来调解。

涂老板做了一辈子邮票生意，练的就是不急不恼的功夫。他把协议在桌上摊开，不念亏，不骂人，从第一条念到第九条，念完了说：“我们不为难厂子，就要一个说法。空箱是怎么空的，货去了哪，说不清，就按条款来。“

调解桌上的话，比库房里的话软，也比库房里的话空。

乡里来的一位干部，话说得很客气。意思是厂子是乡里的利税大户，几百号工人指着它吃饭，事情要往前看；钱可以慢慢想办法退，把厂子搞僵了，对谁都没好处。

工商的同志翻了协议，说条款写得明白，可执行不在他们手上，真要走，得去法院。

陶爱民在县邮电局给刘警戒挂了长途。电话里讲明白前后，刘警戒在那头叹气。

“爱民，我跟你说实话。这是经济纠纷，合同纠纷，公安立不了案。骗没骗，得有证据。空箱子只能说明账实不符，说明不了货是谁提走的、提去了哪。你就是报案，也是让你走法院。“

“法院要多久？“

“立案、送达、开庭、判决、执行。顺，一年半。不顺，三年。判决下来，执行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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