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研再说。“

“躲两年，两年后照样选。“陶爱民说，“不过读书这个理由成立。你自己想清楚了就行。“

“你呢？办公厅那事我听说了点风声。“黄伟凑过来，“真去？“

“没定。“

“你要去了，发达了，别忘了提携兄弟。“

“八字没一撇的事。“陶爱民把话岔开，“先背你的单词。“

周文远晚上过来，还是带花生米。他帮陶爱民把九月那笔罐头厂的账核完，收好计算器，忽然说了一件自己的事。

“我也想好了。“他说，“考计委系统的公务员。“

“怎么想的？“

“我这个人，别的本事没有，就是对数字放心。“周文远剥着花生米，“数字放在账本里，是死的；放到计划里，才能变成路、变成桥、变成厂。我琢磨着，数字的归宿，是计划委员会。“

陶爱民看了他一眼。这话糙，理不糙。

“好去处。“他说，“进去以后，替我们把数算准一点。“

“你这话说得，好像你已经在外头等着验数了。“周文远笑。

陶爱民也笑，没接话。

星期天下午，他照例去图书馆。靠窗那张老座位空着，桌面擦得干净，玻璃柜里稿纸码得整齐。

桌上压着一张纸条。

字他认得，一笔一画，横平竖直。上面写着：苗圃的桃苗要移栽了，周末人手不够，来搭把手。——你说账要平，苗床也要平。

他捏着那张纸条，在窗前站了一会儿。窗外的梧桐落了一片叶子，打着旋下来。

他把纸条夹进本子里，夹在“制度“两个字后面，那一页顿时不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