箱捆上后座，跟门卫打了个招呼就骑出去了，看门的没拦。他还记得一个人，蹲在厂门口支摊卖早点，摊子收了那天，把玻璃罩子擦了又擦，像交还一件公家的东西。

那样冷清下去的厂，他见过几十个。他知道眼下这种安静再往下走，会走到哪一步。

他把耳扇掀起来，让冷风吹了吹脸。

门口这一站，他顺手数了数。这一跨车间，机床少说五十台，罩苫布的四十多台，通着电开动的，只有父亲那一台。料架上的成品码到半人高，标签还是前年中秋的批号。地上用白漆划的走车线，磨得只剩几道印子。

站在门口这一个钟头，他看清的东西，比报表能给的多。

产品是老三样：三英寸水泵、五英寸水泵、农机配件。图纸是十几年前的，材质和工时都松，成本压不下来。同样的水泵，江浙那边的乡镇企业报价低两三成，人工便宜，牌子不响就靠价格走量，订单一年一年往南边滑。销售科的人腊月里还在外面跑，跑的是要账——农机公司欠厂里的货款，厂里欠钢厂的钢材款，钢厂又欠着矿上，一圈三角债缠下来，谁的流动资金都动不了。成品仓库码得整整齐齐，出不去；原料库倒是空的。

厂里也不是没人着急。年前车间开过一次会，说要上新品种，讨论了半天，卡在两件事上：改设备要钱，钱在账上趴着动不了；等配套的铸件，铸件厂也指着收回欠款才肯开工。会上吵，会后散，散了各干各的。一线的老师傅心里都有一杆秤，嘴上不说，手上的活松了半分——反正干得再好，工资也是六成。

再看人。全厂两千一百口人，加上退休的，工资、医疗、养老金，哪一样都省不下来，哪一样也不该省。设备呢，平均役龄比他岁数还大，好几台还是皮带传动的老车床，精度全靠师傅的手找补。手艺最好的一批人眼看要退了；年轻人进不来，技校分来的，蹲了两年也跑了。

厂子病在哪，他看得清楚。病不在某一个人身上。这样的病，他在别处开过药方，也知道药有多贵。

十点多，父亲直起腰，捶了捶背，把最后一件壳体码进料架，卡尺擦净，归匣。

“回吧。“父亲说。

“再站会儿。“

父亲看了他一眼，没问，拎起水桶去换水。日光从天窗斜下来一柱，照着苫布上的灰。陶爱民在门口又站了一刻，把这一车间的东西，连人带机器，往心里收了收。

回家路上，父亲问：“看出啥了？“

“机床擦得比人穿得都齐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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