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句话父亲说完就后悔了，抿着嘴不吭声。陶爱民也没接。

回家的自行车上，父亲又成了那个话少的人。风大，他弓着背蹬，棉帽耳扇被风掀起来又落下去。陶爱民跟在后头，看着父亲弓着的背，忽然觉得那块工牌的分量，比他揣过的任何一张存单都沉。

夜里，母亲在灶间拉风箱，父亲在里屋。陶爱民端了碗热水进去，看见父亲坐在黑地里，手里攥着那块工牌，正拿袖子一下一下擦。

“爸。“

“嗯。“

“厂里真有那么难？“

父亲停了手。黑暗里看不清脸，只听见工牌被攥得咯吱一声。

“难。“停了很久，“可赖不着谁。厂子是自己病的。“

“那……要是真到了那一步，您这双手，还能干点啥？“

父亲没立刻答。过了半晌，他把工牌塞进枕头底下，声音平平板板：

“我师父教我的，除了这双手，啥也没有。手在，活就在。“

陶爱民退出来，带上了门。

他在自己屋里坐到后半夜。台灯底下压着昨夜那几页纸，“红星厂：二千一百人“那行字还在最上头。他拿起铅笔，在旁边添了一行：

私财几何？

笔尖停住。他想起自己定的死线——一九九四年六月前，名下资产全部处理干净，干干净净进体制。那是他前世用三十七年换来的教训：手里攥着钱，人就守不住。

可眼下，父亲攥着的，是一块擦得发亮的工牌。

窗外风停了。他吹了灯，在黑里睁着眼，听见父亲那句“手在，活就在“在脑子里转。

天快亮时，他做了一个决定：

去看一眼，自己手里的钱，到底能换个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