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异类。一台被一个人疼着的机器，和五十台没人管的机器，搁在一个厂里，就是眼下的红星。

第七页，他写总账。

把自己那三百六十万摆上去，填进九百一十五万的年洞，半年见底；再填一千一百三十八万的一次性补偿，连影都摸不着。就算他把定期取了、商铺卖了、滩涂扔了、卫东那二十万提前讨回来，全部家当一把梭，也不过是往漏底的桶里倒了一瓢水。

可钱不是最要命的。

最要命的是——就算他把桶补上了，厂子还是没订单。产品是十几年前的老图纸，江浙报价低两三成，订单一年年往南边滑；销售科的人在外面跑，跑的是要账不是跑单；改设备要钱，钱在账上趴着动不了，等铸件厂收回欠款才肯开工，铸件厂也在等别人。这是一整条转不动的链，他一个人，拎着钱，站在链子外头，拽哪一头都拽不动。

他前世批过一家比红星大十倍的厂，九千多人，负债九个亿。他签字、协调、注资、分流，折腾两年，最后还是散了大半。那回他明白一件事：厂的命，不在厂长兜里那点钱，在它有没有活干、有没有人信它能活。这两样，钱买不来，制度才买得来。

可他也见过，规矩立晚了是什么样。前世有座厂，毛病和红星一模一样，市里迟了五年才动手改，等想改时，老师傅退光了，图纸丢了，客户早跟别家签了死约。九千多人，散得无声无息。那回他记了句话：制度这东西，早立一年是药，晚立一年是叹气。

放下笔，把七页纸对齐，压在台灯底下。

灯罩烫手。他盯着最上头那行字——红星厂：二千一百人。

他太知道，一个厂的病，病不在某一个人，也病不在缺一笔钱。病在它处在一个转不动的系统里：市场不认它的产品，链条勒着它的流动资金，而能松这根链条的那只手，不在厂长办公室，在更上头的地方——在政策、在体制、在谁能早几年把“让厂自己转起来“的那套规矩立起来。

他一个老百姓，手里攥着三百六十万，能买下几台机床，买不下一套让机床转起来的规矩。

这个道理，他前世用三十七年才熬明白。这一世，他站在父亲的车间门口，一个钟头就看透了。

可看透，和能做，中间隔着一道门。

他定的死线是一九九四年六月前资产清零，干干净净进体制。前世他第一次伸手，收的是两万块，那两万块是他滑下去的起点。他怕自己手里攥着钱，最后又变成前世那个人。

可今夜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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