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亮。父亲说“手在，活就在“。可父亲的手再巧，巧不过一套不转的链。父亲的手救不了一个厂，得有一套让所有的手都能动的法子。

那法子，叫制度。

他前世批过一家比红星大十倍的厂，九千多人，负债九个亿。他签字、协调、注资、分流，折腾两年，最后还是散了大半。后来他明白一件事：厂的命，不在厂长兜里那点钱，在它有没有活干、有没有人信它能活。这两样，钱买不来，制度才买得来。

他也见过规矩立晚了的样子。前世有座厂，毛病和红星一模一样，市里迟了五年才动手改，等想改时，老师傅退光了，图纸丢了，客户早跟别家签了死约。九千多人，散得无声无息。那回他记了句话：制度这东西，早立一年是药，晚立一年是叹气。他坐在会议室里听汇报，汇报的人说“再研究研究“，他点点头，心里却清楚，这一“研究“，又是三年。

铅笔尖在“红星厂：二千一百人“底下顿了顿。

他想起自己定的死线——一九九四年六月前，名下资产全部处理干净，干干净净进体制。前世他第一次伸手，收的是两万块，那两万块是他滑下去的起点。他怕自己手里攥着钱，最后又变成前世那个人。

可昨夜这七页纸告诉他另一件事：进体制，若只是为了不变成前世那个人，那叫避祸。进体制，若是为了让能救厂的那个东西早几年立起来，那才叫回事。

这一夜，他确定了自己回体制的全部理由。

不是为了躲那两万块。是为了让父亲那块工牌，别在更多的厂里，一遍遍被擦亮、又一遍遍被收进抽屉。

他拿起那七页纸。纸边卷着，铅笔印被手汗洇开了一点。他没有合上，也没有收好。

他两手捏着纸页两边，慢慢撕开。第一页从“人“字底下裂开，第二页、第三页……一页页撕成两半，再撕成四片。铅笔的字在裂口处断成两截，“二千一百“的“千“字被撕成了两半。

碎纸落在桌下，像下了一场小的雪。

撕完了。桌上只剩台灯，和那行他昨夜写在纸边的话：进体制，若是为了让能救厂的那个制度早几年立起来，那才叫回事。

他没有把那行字撕掉。

看着碎纸，他忽然觉得轻了些。七页纸算的是“我买不买得起“，撕了，是因为答案早就清楚——他买不下一个厂。

他前世见过这样的厂，最后一天，老师傅把工牌擦干净，装进抽屉，第二天在厂门口支个摊。那种安静，他这辈子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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