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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块工牌，是三十年前省里统考盖的章。那年父亲二十出头，车钳刨铣样样考了头名，全厂三个八级，他是年纪最轻的一个。他珍藏了大半辈子，擦了又擦，如今厂子要黄，这章也快成了摆设。陶爱民站在门口看，忽然懂了父亲为啥总擦它——不是擦亮给别人看，是擦给自己看：这双手，曾经是厂里独一份的。

他忽然说：“爸，您这工牌，我记着了。“

父亲抬头：“记它干啥。厂子要黄，它就是块硬纸板。“

“硬纸板也记着。“陶爱民说，“记着这上头的人，手都在。手在，活就在——可光靠手不够。得有人让这些手有活干。“

父亲怔了下，没接话。他把工牌翻过来，背面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看不清。

“您写啥？“

“写给我自己看的。“父亲把工牌塞回枕头底下，“你别问。“

陶爱民没问。他退出来，带上了门。

他在自己屋里坐了会儿。台灯底下压着那行没撕掉的字：进体制，若是为了让能救厂的那个制度早几年立起来——不，是“早几年立起来，那才叫回事“。他拿铅笔，在“回事“后头添了两个字：从今。

从今，这条路，他走定了。

可他也清楚，这条路长。二十七万帮了一百八十户一年，救不了一个厂，更救不了千千万万个厂。真正能救的，是父亲说的那个“法子“——可那法子，不是他一个人能立起来的，得他进到那个位置，一点点推。

他想起卫东的东方实业。八个人，活是跑出来的。父亲说手在活就在，卫东证明了：手在，还得有活，活得来，人才能活。

那一百八十户娃的书，他先给续上一年。剩下的，交给时间，交给那个他要去推的“法子“。

窗外的风小了。远处有零星的爆竹声，年快过尽了。

他忽然想起一个人。

苏晓晴。

年前她托人带过话，说等他分配定了，有句话要跟他说。那时候厂里的事压着头，他没顾上回。如今账撕了，路定了，那句话，也该去听了。

他从抽屉里翻出她年前寄来的那张贺年卡。卡上只有一行字：静候分晓。

他笑了笑，把卡压在台灯底下。

正月十六，镇上来了返程的客车。陶爱民背起行李，跟父母道别。父亲没多说，只把那双劳保皮鞋又看了一眼，像是确认儿子穿得周正。母亲往他兜里塞了两个熟鸡蛋，说路上吃，背过身去抹了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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