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丰市公证处在一栋老式办公楼的三层。陶爱民上楼时，脚步比平日重——不是累，是知道这扇门里，要了结的是自己名下全部来路。走廊里吊扇转得慢悠悠，蝉鸣从敞着的窗涌进来，混着一股旧文件和油墨的味道，闷，却让人安定。李正律已经等在接待室，面前摊着一摞文书草稿，钢笔别在指间转，见他来，抬了下下巴。

“准时。“李正律说，“见证人可比当事人还急。“

他面前那摞草稿，边角都磨毛了。昨天下班后，他没走，又对着章程核了两遍，把“匿名自然人“那几个字，用红笔圈了三道。学法的人，对“留白“二字格外较真——留白不是没写，是写得比写满了还重。陶爱民在他对面坐下，把那个牛皮纸袋搁在膝上。袋里是这两年攒下的全部凭证——股东代码卡注销回执、商铺租契、滩涂权证、存单冻结证明、糕点厂参股协议、罐头厂收条、东方实业签收本。每一张，都是他要从“名下“挪走的痕迹。

一位戴老花镜的公证员走过来，姓秦，花白头发，穿一件洗得泛白的短袖，手指点着桌上的材料，一项项核。陶爱民认出那是种熟悉的认真——和当年李正律在模拟法庭上翻卷宗的劲头，一模一样。

“陶爱民，男，二十四岁，“秦公证员念着身份证，抬头看他，“你确认，名下全部资产，通过下列文书，无偿转入一家基金会，你自己不保留任何收益？“

“确认。“

“你理解，放弃收益声明一旦公证，不可撤销？“

“理解。“

秦公证员点点头，从第一份文书抽出来：基金会章程。李正律起的草稿，陶爱民的身份栏是空白的——捐赠人留白，只写“匿名自然人“。宗旨那一行写着：资助困难职工子女就学及急难救助。秦公证员眯眼念到“监事三人、年度审计、资产用途限定“那几条，难得露了个笑：“这章程，比有些挂着名的基金会还严。监事是哪儿的人？“

“三位，都是跟这笔钱不沾亲不带故的，“陶爱民说，“一位退休审计，一位中学教师，一位企业职工代表。每年审一次，结果贴出来。“

“严点好。“秦公证员说，“我经手的捐赠不少，留名的怕人不知道，不留名的怕人查不清。你这倒好，不留名还把自己查得最严。“

陶爱民听着，心里那块石头又轻了点。他这人，前世最怕查，这世最怕不查。秦公证员这种较真，李正律这种较真，都是替他把着门——他宁可被人查得紧，也不想哪天自己松了手，再滑回前世那潭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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