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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世他吃过更贵的东西。坐在包厢里，桌上摆的是人送的、单位报的，名字换来换去，最后都算不清是谁的。那一口口，咽下去的是位置，吐不出来的是愧。有一回，有人端来一盅叫不上名的羹，说是补的，他喝了一口，事后才知道那盅的价，顶得上红星厂一个师傅半个月的工钱。他那时已经分不清，自己吃的是羹，还是那点“该得的派头“。这一世这根三毛的冰棍，甜得直白，凉得透彻，他吃得干干净净，棍子攥在手里，连一滴糖水都没浪费。

他想起小时候，农机站后头那片红薯地。爹带他刨红薯，土块里滚出一只，沾着泥，在渠水里涮两下就啃，甜生生的，比后来任何席面上的都香。爹说：“爱民，东西干净不干净，不看贵贱，看它来路正不正。“那会儿他小，不懂。后来在官场上，他见过太多“贵“的东西，来路歪得连自己都不敢想；也见过太多人，为了那点歪来的贵，把“正“字一笔笔划掉。等他摔下来，才明白爹那句话，说的是一口红薯，也是一辈子。

三十七年。他头一回，觉得干净。从第一次伸手收下那点东西起，他就再没觉得自己干净过——抽屉、保险柜、账户，一层层裹着说不清的东西，越裹越厚，厚到他把“自己“都裹丢了。等他坐到全省最高的位子上，底下递上来的，早已不是两万八万，是一层叠一层的“说不清“，他想摘，也摘不干净了。到头来，他连自己都看不清自己——镜子里的那个人，西装笔挺，可底下的影子，一团长长的、说不清的黑。这一世，他把那团长黑，掐在发芽前。此刻阳光晒着他的鞋面，影子短短的，清清的，像小时候农机站墙根下那个。

风卷着蝉鸣从头顶过去。他把手里的小木棍折断，丢进路边的垃圾筐。站起来时，膝盖有点僵，可脊背是直的。他低头看了眼自己的手。这双手，前世签过批文、握过无数双热乎的手；今世，它刚在一份“不要了“的文书上，落了最后一个字。手还是这双手，可它这回签的，是自己。他攥了攥拳，又松开。前世这双手签过的“不可撤销“，摞起来能压弯一杆笔；今世这一份，轻得一阵风就能掀过。可正是这份轻，让他第一次敢直视自己的手——不躲，不藏。等回了红星厂，他就用这双干净的手，给爹炒两个红薯叶的菜，陪爹坐到天黑。爹要是问起外头的事，他就说，儿这趟，挣着个心里踏实。

账清了。那句“等分配定“的约定，他现在可以去接了。苏晓晴那头，分配方案快下来；他这头，进体制前，名下一分不留——两清。他想起苏晓晴那句“别把自己算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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