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小心地压在玻璃板下最边缘的位置，跟那些照片和贺卡并排。那幅画的色彩在玻璃底下显得有些单薄，但它是从云南寄过来的，在纸上带着另一个人的目光重新站了一次。

当天晚上他把赵小川的信转述给了郭胜豪听。郭胜豪坐在床边听完之后说：“那我明天也给他写一封。告诉他排长家的李子熟了、沙柳枝条在窗台上活了、喀什的夏天热得让人不想出门。“

“行。你写的时候替我加一句，就说水彩画画得很好，让他继续画。“

郭胜豪点头应了，第二天果然写了一封长信寄往云南。薛朗没有看那封信的内容，但知道它大概跟以往的那些信一样——日常、朴实、把这边的生活片段装进信封里往南送。那些信已经往返了快一年了，从一封到两封再到更多，在西北和西南之间搭起了一座看不见的桥，桥上走着的都是同一种人——站在边境线上把目光投向远处的人。

八月的喀什热得扎实。薛朗把窗台上的沙柳枝条花盆移到了靠墙的位置，避开正午最烈的日晒。枝条顶端的老叶依然绿着，但一直没长新叶——它把力气都用在根部了，埋进土里的时间还不长，得先把根扎深了才有力气往上抽芽。

他每天浇水的动作已经成了固定的习惯。早晨起来先看一眼花盆的土面干湿程度，食指探进土里一指节，干了就浇水，湿了就等明天。那条从红其拉普来的枝条在喀什的陶盆里安静地过着自己的慢日子，不急不躁，把能量向下输送着，在黑暗中缓缓拓展着自己的领地。

钟启东有时会打电话来问“那根枝条怎么样了“。薛朗每次都汇报进展——“还绿着““土干了浇了水““还没有新叶但根肯定在长“。排长听完之后就应一声“嗯“然后挂掉，像是确认了一样东西还在它的位置上。

八月末薛朗在办公室接到了一通从BJ打来的长途电话。李建国打来的，说总政治部正在筹备一本《新时期边防文学作品精选》的选集，其中收录了他的《雪》和《红其拉普的信》各一篇，“想征求你的授权和一首短诗作为开篇，如果没有现成的，写一首也可以，三五十行，内容不限，与边防相关就行。“

薛朗握着电话应了下来。挂了电话之后他靠在椅背上想了很久那首短诗的事。他以前很少写诗，一直觉得自己写散文更顺手。但“三五十行“的要求让他觉得这个量不算太大，可以试一试。他想写的内容也很确定——就是红其拉普的风，那阵他听了六年的、在不同季节和时辰里变换着声音的、从山口那边日夜不息地吹过来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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