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它的温度超过37度”。

沈梨坐在旁边看文献，看了三个小时。

老师回来一看，培养箱显示39.8度。

“我不是说了，别让它超过37度吗？”

沈梨抬起头，一脸的无辜，“我看了呀，它一直是37度，刚才才升上去的。”

“刚才？！”

“嗯，大概三分钟前。”

老师冲过去调温度，一边调一边崩溃，“你看了三个小时，最后五分钟才升上去，你为什么不早说？”

沈梨想了想，一脸认真地回答，“因为前三个小时，它确实没超。”

老师气得差点把移液枪摔了。

但真正让所有人记住沈梨的，还是她第一次独自做细胞传代。

那天，她提前到了实验室，把培养基、胰酶、离心管全准备好。

全程操作十分规范，无菌台开得稳稳的。

老师在旁边看着，心想这孩子虽然生活里迷糊，但进了实验室倒是靠谱。

然后，她拿起细胞瓶，对着光看了看，满脸疑惑地说道，“老师，这个细胞怎么长得和上次不一样？”

老师凑过去一看——

她把细胞瓶拿倒了。

细胞全贴在瓶盖上，根本没在培养面上。

老师沉默了三秒，“……沈梨，你把瓶子翻过来。”

沈梨低头看了一眼，哦，拿倒了。

她面不改色地把瓶子翻过来，继续操作，好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

老师后来跟其他人说：“我当时就知道，这孩子以后要么拿顶奖，要么把实验室炸了，没有中间选项。”

这些事现在想起来，其实都带着点温热的荒诞感。

那时候的沈梨，最大的烦恼是细胞污染、是论文被拒、是食堂的鱼香肉丝里为什么总有胡萝卜。

她不会杀鱼，不会看温度，会把细胞瓶拿倒，会在凌晨三点穿着睡裤站在楼道里思考病毒存活时间。

但那时候，有人会跑到宿舍，把她的睡裤换成毛茸茸的秋裤。

有人会在她忘了吃饭的时候，往她桌上放一个面包。

有人会在她盯着培养箱发呆的时候，走过去帮她把温度调好。

有人会在她拿倒细胞瓶的时候，叹口气，然后说“翻过来”。

可是现在。

那个人，死了。

死在了液氮冻存间里。

怀里抱着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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