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自由，他们便不明白，不情愿附和，但是对他说请他去发财，便有很多人跟上来。”我们叫各乡村组织团体，叫他改良土地，就是请他去发财，人民哪有不欢迎之理?即有怀疑之人，充其量不过不遵照改良就是了，断不会出来阻挠，因为公家叫他们组织个团体，担负缴纳全乡村租息，这个团体，尽可照公家原定租额转佃出去，团体中人，不过费点力，代公家收租息就是了，并不至于赔累，他们何至出头反对?只要这层办到，乡村中的事权，渐归统一，将来一切事都好办理，也就算收了效果了。

关于增加生产的事项，他们不愿意改良，只好听之，如其加以干涉，反转多事，反会生出反响。我们总是尽力提倡，尽力劝导，听其自由采用，只要某乡村获了大利，他们自然会争先恐后地仿办起来。这类事，如果督促严厉了，反转会弊病丛生，王安石的青苗法，就是前车之鉴。宋朝那个时候的人民，于青黄不接之时，每每出重利向富室借贷，王安石创青苗法，由公家以较轻之利，借与农民，于秋收后付还，使利归公家，而农民也不至受重利之苦，本是公私两利的好法子，王安石雷厉风行地督促官吏实行，据散放青苗钱之多少，以定官吏之成绩，于是那些地方官，就向民间估派，其有不需款之农民，与夫家资饶裕之富民，都强迫他领取青苗钱，闹得天怒人怨，以最良之法，收最恶之果，都是由于“强迫”二字生出来的。苏东坡说宋神宗求治太急，真是洞见症结之论，我辈改革社会，当引为大戒。

天下事有当强迫者，有不当强迫者，例如，把土地、机器、银行和国际贸易四者收归国有的时候，则当强制执行，任何人不能独异。至于乡村中改良事项，则当如上说的办法，听其自由。像这样办法，就与孙中山所主张“政府强制的力量和人民自由的力量，双方平衡”的原则相符合了。语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养人民，原是与种植树木一样，我们虽甚望树木长成，亦只能把土壤弄好，把肥料弄好，等它自家生长，我们是不能替树木帮忙的，这个道理，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说得很明白。现在新政繁兴，民间大困，当局诸公，每每以福国利民之心，做出祸国害民之事，就是违反了柳宗元的说法。斯密士全部学论，纯取放任自由，他说：“人民好利之心，根于天性，政府只消替他把障碍物除去了，利之所在，人民自然会尽力搜求，一切天然之利，就因而开发出来了。”他这个学说，在欧洲是生了大效的，我们开发乡村利益的时候，本他这个学说做去，自然会生大效。

前面的办法，实行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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