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走的轨道是一样的。春秋战国时，列国纷争不已，后来产生了皇帝，列强就消灭了。同时诸子百家也纷争不已，后来推孔子为圣人，诸子百家也就消灭了。皇帝任下一道命令，人民都要服从，如不服从，就是大逆不道，圣人任发一种议论，学者都要信从，如不信从，也是大逆不道。

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初旬我与宗吾在青木关相会，一直到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八日他不幸逝世为止，中间的一段生活，我已把它写入《厚黑教主别传》那篇文章中了，此处不再赘及。我今只将遗漏的地方补述一二，以作本传的结束。

记得我们第一次相会的时候，他对于抗建大业，具着充分的“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把他若干年的消沉岁月又鼓舞焕发起来。他自己竟然忘却了年迈体弱及其他种种条件，曾对我说：“我此次外出，暂时不拟返里，打算自费到美国去，宣传我们的‘中国主义’，让彼邦人士明了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立国的精神，或者借此唤起他们的同情，来帮助我们这次神圣的抗战，也算尽了所谓国民外交的一分子的责任，你以为如何？”我当时不便打断他的兴致，只好漫然应之。其实他当时的壮志是为爱国的热情所激，完全不顾事实的话。第一，他仅是小康之家，怎能担负起游美的用费？第二，政府正在讨厌他妄言惑众，一再禁止他的著作流行，又怎能发给他出国护照？第三，他不通英语，他的经济条件未必即能携带翻译，究竟凭着什么去作宣传或讲学？但是他一切不管，他迭二连三地征求我的意见，后来我用委婉的言辞，才把他的意念暂时打消了。

我知道他在重庆时曾和吴稚晖先生数度来往，并曾讨论过“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问题。从两位老人来往的信件中，他们似乎已深深地默契了。他也曾与几个重庆区的大学教授攀谈过学术问题，但彼此似乎有些隔膜。此中的原因：是大学教授的学问多半是从书卷中来的；而他的一套理论则是凭着想象所及而别有发现的。人家的学问多半是有师承家法的；而他的学说可说是本店自造的。因此，他仅可称之为思想家，不得称之为学术家或是学者。思想家所见到的，有时为稍后的学者所证成，有时亦为稍后的学者所推翻。思想家与学者，往往不是同时代的人物。无怪乎他与一般教授攀谈，他尽管言之谆谆，而听者就未必不茫然了。

由于这种情形，所以他到重庆约有半年之后，就渐渐地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寂寞、冷落、孤独。忽然他感到自己的学力不够，读书太少，不能与当代学者并驾齐驱。他这种自卑的情意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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