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舍李定和苏轼要复杂、深刻得多。李定和苏轼，由革新和守旧两方举荐分别代表着两方，又都因自身不修(尽管事实并非如御史所言)而遭御史弹劾。他们只是代表个人。而孔文仲的取和黜，却是涉及到选定贤良方正的标准，而这标准将为天下士子法。孔文仲可以看作是司马光和范镇的代言人，孔文仲借试制科著文非毁时政，可以看作是司马光和范镇向王安石发起的挑战。王安石决不会同意意尚流俗、指摘时事、攻讦新法的人为贤良方正之士，不会同意录用孔、吕二人，因为他不能后退。赵顼以目示意，王安石说道：“这次举子制策，陛下曾有恩诏，言‘毋谓古人陈迹既久而不可举，本朝成法已定而不可改，其惟改之而适中，举之而得宜，不迫不迂，归于至当。其悉以文陈，朕亦不惮于有为焉。’吕陶对策中说，‘陛下初即位，原不惑理财之说，不间老成之谋，不兴疆场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谓庶几尧、舜；然以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论如彼，独不反思之乎？’此言甚无谓，又与陛下初衷相违。至于孔文仲，其言多意尚流俗，尤不可恕。臣以为此二人皆当黜退。”

冯京看看王安石，想说点什么，刚要开口，赵顼说道：“孔文仲试卷中言‘专任德’。德、刑不可偏，然救世亦时有偏用，‘乂用三德’是也。这‘亨而后革’嘛……”

王安石接口说道：“革，巳日乃孚，革然后亨。若既亨，则安用革？世之文章之士不难得，有才智识道理者甚少，孔文仲诬上不直以迎合考官不逞之意，如范百禄以非濮王事迎合考官而取高等，岂能遂其所愿？”

范百禄是范镇的儿子，举进士之时，正值朝中为英宗的生父(即赵顼的爷爷)是称皇伯还是皇考争得一塌糊涂，最终定为皇伯。主考官主皇伯说，范百禄便著文非濮王，果然取在高等。这便是政治投机。王安石以孔文仲与范百禄相比，在迎合主考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赵顼说道：“卿言有理。”他提起朱笔，就在孔文仲的试卷上写道：

制科“调”字号卷，详观其条对，大抵意尚流俗而后是非，又毁薄时政，

援正先王之经而辄失义理。朝廷比设直言极谏之科，以开扩聪明来天下贤智

之士者，岂非谓能以天下之情告上者谓之直言，人君有污德恶政而能忘其卑

高之势以道争之谓之极谏者乎？以此人学识恐不足收录以惑天下之观听。

赵顼放下笔，对王安石和冯京说道：“孔文仲当黜，吕陶就算了吧！”

此时，冯京清了清嗓子说道：“臣以为孔文仲不当黜。孔文仲素有贤名，为朝野所推崇，黜之恐塞贤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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