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远一点，把编修三经新义作为天下“一道德”的举措。因此，三经新义，其实是赵顼一章一节、一字一句钦定的。后世只说是王氏之学，其实是因为后世对王安石褒少贬多，甚至背上乱政误国的骂名，不好把赵顼牵扯进去的缘故。这份进呈，赵顼只看了一遍，便提起朱笔批了“准奏，即办”四字。按惯例，一件事毕功，有关官员都有封赏，赵顼随即传旨当值学士草诰，王安石以吏部尚书、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加封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惠卿以右誎议大夫、参知政事加封给事中，王雱以右正言、天章阁待制加封龙图阁直学士，吕升卿以太子中允、錧阁校勘直集贤院。赵顼遣中使往王府和吕府传旨时，要中使再传口谕：不准请辞，朕在内殿坐等告谢。

赵顼遣中使上王府传旨时，王安石正在书房里和王雱说话。确切的说，是王雱找王安石说事。

范纯粹和马珫争吵之事，当时王安石也在中书，故此也是知道的，吕惠卿出面处置，起草的中书进呈送到王安石案上时，也随即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至于韩绛与吕惠卿说了什么话，倒并不知道。韩绛没有向王安石关说是对的，王安石不会因私废公。王珪进韩府劝说韩绛一事，王珪并没有告诉王安石，后来韩绛入宫见驾，要赵顼宽免范纯粹遭到拒绝，怏怏出宫，还是不久前的事，王安石更是无由知道。他正在书房为三经新义制序，王雱拐棍笃笃来书房了。

王雱要向王安石说的，正是吕升卿改写王雱和王安石所撰的周礼和诗义的事。

如果就事论事，吕升卿趁王安石离京去金陵后擅自改动原本已由王安石和王雱撰写定稿的周礼和诗义，确乎不妥。姑不论吕升卿的才学身份名望比之王雱尚差了一大截，更别说王安石了。王安石乍听李定说起此事，尚且满心的不快。何况为了王安国事已对吕惠卿兄弟抱有成见、恨之入骨的王雱？李定离开客厅后少不了要去看望王雱，当李定对王雱说起此事时，王雱气得有拐在地上乱戳，嘴里大骂吕升卿不是东西，不知天高地厚，竟敢擅改他写的东西。当时练亨甫在场，曾劝说王雱不必气恼，把原稿取来重新改过便是。直到中书向赵顼进呈，要把三经新义在国子监镌板付印，练亨甫告知了王雱，王雱这才找王安石分说此事。而练亨甫找王雱说知此事时已经憋了一肚子的气。

练亨甫是中书户房的习学公事，也即是检正中书户房公事的助理，人又精明，中书出去的文书哪有不知道的？吕惠卿未为他向赵顼美言，赵顼也并没有召见他，这使他极为失望。他因怨生恨，在王雱面前说起吕惠卿兄弟，自然没有好言语，王雱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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