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甫在经筵上先对赵顼说道：“相州狱事甚冤，大理寺实在未曾受贿，蔡确深究其狱，枝蔓不已。窦苹、周孝恭皆朝士，受榜掠身无完肤，皆衔冤自诬，乞皇帝陛下令早结正。”监察御史里行上官均也上表作如是说。赵顼听了心中駭异。后一天，蔡确进宫具对，至殿门时，赵顼命内侍拦住不得前。赵顼以手诏付蔡确，诏曰：闻御史台勘相州法司，颇失直，遣知谏院黄履、勾当御药院李舜举据见禁人款状引问，证验有无不同，结罪保明以闻。

赵顼此时是相信邓润甫和上官均，不相信蔡确。但他也不是轻信。他叫黄履和李舜举去御史台验证，也可见其用心之细。

黄履、李舜举到御史台，与邓润甫和蔡确同坐于帘下，命囚犯挨个上前，把原供状读给他听，再问是不是事实？如果不是，可以诉说冤情。案犯三十余人，仅窦苹一人翻供，其余众人都说原状属实。再验窦苹和周孝恭身上，也没有拷掠过的痕迹。这样一来，赵顼不直邓润甫和上官均所为，反相信蔡确了。虽然如此，赵顼也不叫蔡确一人具审，而是下诏由蔡确、黄履和监察御史里行黄廉同审，仍由李舜举监督。

或许因为年代久远，已经沉积了太多的由岁月所抛洒的风雨和尘土，我们已无法弄清案件的本来面目？或许当时便是遮遮掩掩疑云重重曲审错判？但窦苹和周孝恭身上没有伤痕当是真的。三十余人只有窦苹一人翻供，其他人呢？是因为确是事实还是不敢翻供？我们不必为古人担忧，不必为古人不平。案件审到这份上，宰相吴充坐不住了，他要避嫌。吴充上表说：“御史台鞫相州狱，连臣婿文及甫，其事在中书有嫌，乞免进呈，或送枢密院。”

吴充的意思，有关这案件的公文，按制也就不用吴充签书了。事情不止如此，又扯上了吴安持。

不知是因为吴安持是宰相吴充的儿子，还是因为吴安持是前宰相王安石的女婿，抑或是提举市易司过于繁忙，赵顼下诏特免追摄，却也给了人想像的空间。

事情的发展有点出人意料。当蔡确见陈安民扯上了文及甫和吴充，邀邓润甫同入宫见驾，邓润甫推托不去，于第二天在经筵讲经后向赵顼密奏，这些情况都被蔡确得知，于是蔡确上表论奏，说邓润甫和上官均如何的奸邪。

因为邓润甫在经筵所奏之言与事实不附，蔡确的这份奏事就比较可信。这份奏事上去，加上王珪一份荐表，蔡确原本是右正言、知制诰兼判司农寺，马上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兼领司农寺。而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兼侍读、权御史中丞邓润甫落职知抚州，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上官均责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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