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来回折腾。

后来孙燕娘儿俩的人是调过来了，他们的户口却过不来——因为迁户口每人要交七千元钱的“城市建设费”。当时的七千元钱相当于我一个大学教师近三年的工资总和。当然这和房子关系不大，不说也罢。

过完了1991年春节、寒假，我和儿子回到学校，发现教师集体宿舍的形势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

我们的宿舍楼在校园内，放寒假了，校园里头头脑脑走光了，“山中无老虎，猴子成大王”，住校的那些青年教师就开始乱搞，乱搞的对象当然也包括房子。宿舍楼里有几位结了婚的青年教师，每户一间，但他们都抱怨不够用，没有厨房什么的，于是寒假里趁学校不设防，他们就乱抢房子，乱占地方。

其中胆子最大的要数陈立了，他把三楼的一大间学生会活动室给“借”了过来，当厨房用，兼做小孩烘尿布的“烘房”──他将上百块尿布像万国旗一样挂得满屋子都是，下面用四只大电炉进行烘烤（电费当然是不用他来付的）──这就是“烘房”给我的第一印象。

开学后，陈立继续强“借”着这块近80平米的地方，看来他想把这么多生米统统都煮成熟饭。陈立的作为倒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为什么不能在上面放一张床呢？……

讲到这里，觉得有必要交待一下故事的背景。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的，我们学校新盖的一幢住宅楼正在搞分配，共是24套，分了好长时间了，还没有分下去。分房规则采用的是打分制，分数高的有优先挑选权。结果前24位都是老年和中年教职工，没有35岁以下的份儿。前24位再将自己的旧房腾出来，又产生了24套（户），如此循环，从数学理论上说，似乎可以无穷尽地分下去。

其中有位德高望重的老副教授晚节不保，突发奇想，他搬进了新房，却又不肯让出旧房，而等着要搬进他旧房的人，就是前面提到的我的好同事尹间。

尹间一看这情况急眼了，他觉得自己不能坐以待毙，就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撬开了新住宅楼底楼尚未分掉的一小套，突击将家具搬了一部分进去。其中有一些旧家具他不想要了，比如一张断了一条腿的三人沙发（可以展开来当床的那种），给我倒是挺适用的，于是我一要，他就很大方地送给了我。当时我叫了班上的几个男学生帮我抬到了三楼那间“烘房”里，摆在一个角落上，断腿的一角找了几块砖头垫垫牢，一张在我看来很奢侈的床就此诞生了。

陈立闻声跑过来视察，连声问这床是哪儿来的，我跟他来了个小幽默，说：“尹间抢学校的房子，我们就抢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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