诛吴元济可否之状”，朝臣多言罢兵赦罪为便，“翰林学士钱徽、萧?语尤切，唯度言贼不可赦”。宰相们揣摩“上必厌兵”，想在延英见皇帝时“以罢兵为对”。但是，“延英方奏”，还没有等宰相们开口，宪宗便直截了当地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今但论此兵合用与否，及朝廷制置当否，卿等唯需要害处置。将帅有不可者，去之勿疑；兵力有不足者，速与应接。何可以一将不利，便沮成计？”

（3）元和十二年，裴度被任命为淮西宣慰处置使到前线督师，“度既受命，召对于延英”，裴度向宪宗表示“贼灭则朝天有日；贼在则归阙无期”。

（4）长庆初，穆宗罢裴度兵权，为东都留守，命元稹为相。“谏官相率伏阁门诣延英门者日二三。”

（5）裴度奉召至京师，向穆宗谢罪：“受命讨贼无功。”穆宗安慰他：“所谢知，朕于延英待卿”。

（6）敬宗欲巡幸洛阳，同平章事、山南东道节度使裴度“自兴元来，因延英奏事，帝语及行幸事”。

根据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延英”已经成为皇帝同宰相讨论军国大政的重要场所。宰相见皇帝，或者皇帝要接见宰相，都要开延英。特别是上举第二条材料显示，延英的宰相们要就用兵策略、将帅任免、兵力调遣提出意见，是关于御前军事决策的典型事例。

御前会议讨论的当然不只是军事问题，但是重大的军事决策必须有皇帝的批准，才能实施。会昌年间，宰相李德裕指挥对泽潞的战争，大小之事，几乎都要奏请皇帝批准。如《请授王宰兼行营诸军攻讨使状》提到，“前月二十九日延英面奉圣旨，亦以两道节度同在一处非便。臣等商量，望授王宰兼行营诸军攻讨使……，未审可否？”可见在延英御前会议上，宰相已经面奉武宗皇帝的旨意。宰相们提出任命王宰为攻讨使的具体意见后，还要再次以书面形式请求皇帝批准。

中国古代皇帝制度的专制主义特征，决定了其权力运作的非规则性。也就是说，一方面有制度规定，另一方面，在制度之外，皇帝因个人喜好和政治生态的需要，并不按照规则行事。而且后者往往是政治权力运作的常态。从军国大政的决策这个层面上看，就表现为最高决策的皇帝极权和宠臣擅权的矛盾现象。所谓皇帝极权，是指皇帝独揽大权，是军国决策的最高仲裁者。但就是在极权之下，孳生异化的政治力量，使决策出现偏离皇权的倾向，特别是在皇帝为了控制臣下或皇帝无法控制臣下时，极权化必然导致决策权力的异化。于是撇开宰相——制度规定的决策者而产生了新的权力中心。在中国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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