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现在权益分配、品位设置的日益复杂化上。

不过若把品位的复杂化仅仅看成一个线性进程，也未尽然。比如说，不妨认为周代官员都拥有两个基本官称，司马、司寇、右师、大史什么的当然应该看成职事；而被后儒称为“内爵”的卿、大夫、士序列，看来就有从属个人的“品位”意味了。《周礼》对某官用中大夫、下大夫还是用上士、中士、下士，都有明确规定。在世卿世禄的贵族制下，“内爵”等级首先取决于宗法身份，各色礼遇权益大都附丽于爵级。这种独立于官职的“内爵”，可以视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品位分等。

秦汉用“若干石”禄秩来标志官僚等级，而禄秩有一个突出特点，它很大程度上是附丽于职位的：居其职方有其秩，居其职则从其秩。做了太守你就是“二千石”，一旦解职，“二千石”就非你所有了。官员因故去职后朝廷并不为之保留既往官资，再仕之职低于原秩也不希罕。比如有位六百石县令，在辞官为父母服丧三年后，只谋到了一个百石的州从事。甚至三公的再仕官低于原职也不希罕。假如以前做过三公，那么做千石的尚书令时朝廷多少有些优待，可给予二千石的待遇，但仍达不到先前相当“万石”的级别；但如故官二千石者做了尚书令，就这点儿优待也没有了，只能依从新职的千石之秩。今人经常诟病职位能上不能下、级别能高不能低，秦汉却不是这样。这很有点职位分等的意思吧。也就是说，从先秦“内爵”到汉代禄秩，官制中的品位因素反倒一度趋于淡化。

论汉代官制：“从整个制度来看，与后世相比，冗官不多，而且每个官吏都担负非常具体的任务。……冗官少恐怕是官僚制发展的表现，但也是官僚制尚处于初期阶段的特点。”所谓“初期阶段的表现”，除了简单粗糙外还可做较积极的理解：官僚组织在初创时总是较为精干有效的；此后随时光推移，老化、腐化和贵族化因素便逐渐滋生积累，包括冗官充塞、品级繁复等等。秦汉等级管理的简单性中包含着草创的粗糙，但同时又是简炼明快、富有新生朝气的；唐宋入流、进阶、磨勘、改官的复杂程序当然含有制度的进化，但过分的繁文缛节、繁琐细密，也反映王朝已须为官僚的特权分配穷思殚虑，这部分事务畸形膨胀开来了。

唐宋的散阶制，上承魏晋南北朝的制度余绪。由于士族门阀政治东风送暖，魏晋以来官制中的品位因素百花争艳。秦汉的领兵武职“将军”，很快就虚衔化为军阶。各种冗官、名号、荣衔的滋生如雨后春笋。散官大夫在汉代只是没有固定职事，却经常承担临时差使，魏晋以下则几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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