僚特权膨胀，拥有更大空间来牟取一己私利；官额膨胀而效率下降；官僚将官位仅仅视为薪俸之源，将之“私有化”甚至世袭化，并使自身“贵族化”了。我们假定：重身份、“以人为中心”的品位分等安排，与官僚的“自利取向”或“贵族化”倾向具有更大亲和性；重效率、“以事为中心”的职位之分等，则与官僚的“服务取向”呈内在契合关系。

由此来看历代官阶制变迁：周代官员的卿、大夫、士的品位性分等，与其时的封建贵族政治相为表里。战国急剧的官僚制化造成了身份制的断裂，秦汉强硬的皇权“以吏治天下”，或说以“吏”的形象为百官定性定位，相应地，禄秩等级便呈现出从属于职位的浓厚色彩。魏晋以降官僚阶层大为“士族化”了，与士族门阀政治相应，此期等级制中的品位因素在低俗作品请删除名列前茅。唐宋发达的散阶制，一方面残留着上一时代的影响，叙阶时“一切以门荫结品”；同时“劳考进叙”之制又显示，它已回归于官僚政治范畴之内了。至如明清时代向职位分等的一定回归，与学者所云此期“专制皇权高度强化”、“官僚法律特权地位降低”，应该说直接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