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谏这种事要是发生，等同于宇温被当众打脸、声望骤跌，因为只有暴君或昏君才有这种待遇。

大象年间，天元皇帝宇赟施政昏庸残暴，有铁骨铮铮的乐运抬棺死谏，宇温可不想和宇赟这鸟人享受同等待遇，行事自然是要慎之又慎。

毕竟有句话说得好：领先时代半步是天才，领先一步是疯子。

宇温明白，立《民律》一事难如登天，因为现实之没有《民律》存在的基础，原因很复杂，但也能概括出几个来：

其一，儒家思想强调“重义轻利”，这种价值观让义和利对立起来，认为义高于利，认为获取财富必须遵守伦理道德，甚至主张义可以取代利。

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重义轻利的价值观愈发深入人心。

无数人舍生取义的事迹被传为美谈，而在义面前，正人君子耻于谈利，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人们的权利观念极为淡薄。

那么，律法自然而然排斥个人对私人利益和个人权利的主张。

其二，“古代”有“礼”，礼和法结合成为礼法。

礼法规定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礼所包含的宗法，又规定了贵贱下、长幼有序等等，礼法存在于各个阶层，社会是宗法社会。

至朝廷，下至村落，礼法（宗法）约束着民事行为。

族人之间有利益纠纷，自然有宗法来调解；族人和外人有利益纠纷，自然有宗族出头；宗族和宗族之间有利益纠纷，要么是官府“春秋决狱”，要么是宗族械斗。

所以，在宗法社会，官府对于发生在民间的婚姻、财产、土地、财物纠纷，可以通过乡里乡亲、宗族的干预予以平息，这让地方官省了许多事，避免了许多诉讼。

于是，官府强化宗法族规，让宗族来处理这种纠纷，个人权益很难获得律法保护，民法的生存空间很小。

宇温自己琢磨出一个结论：在“古代”，礼承担着民法的职能。

其三，封建时代讲究“家国一体”，君权、父权、夫权充斥各个阶层，强调家族、宗族，所以社会的主体是宗族以及家族、家庭（户）。

至于个人，属于“家（户）”这个伦理实体，对于律法而言，个人是被忽视的。

历朝历代，统治者的立法重点主要在于维护统治，统治者更习惯于运用刑法或行政法手段调整各种社会关系，以刑事责任代替民事责任，对于私人之间的权利关系一直忽视。

千年以来的传统，深入人心的观念，根深蒂固的“礼法”，使得当前社会根本没有《民律》生存的土壤。

即便宇温再狂妄，也不可能挑战整个封建社会秩序，强行制定什么《民律》，可以说这是必然会失败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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