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崎后，由于当时日本代理公使花房义质，正与朝鲜政府谈判元山、仁川开港问题，日本政府以直接出面斡旋，对正进行的谈判多有障碍为理，拒绝充任美国进入朝鲜的向导，但是答应让日本驻釜山领事为薛斐尔周旋。

当薛斐尔到达釜山后，釜山府使拒绝接受美国书函，薛斐尔无奈重返日本。

通过其他渠道仍无所得之后，薛斐尔开始怀疑是否过高地估计了日本对朝鲜的影响，并对日本的真诚发生了怀疑。

薛斐尔随即走访了中国驻长崎领事馆，要求华国协助。

李鸿章，为打破日美勾结共谋朝鲜的态势，牵制日本在朝鲜的扩张，遂致函邀薛斐尔访问。

以李鸿章为首的官僚，曾经一直梦想着“联东方形势”。

李鸿章看到了日本的野心，认为来自东方的侵略远较西方的侵略更为可怖。

因为西方国家这时的兴趣与野心，并不象日本那样集中于领土的侵略。

此时，华国的的对朝方略，在自利主义支配下，由“息事宁人”演变为“以夷制夷”，即劝说朝鲜与西方各国订约通商，以欧美列强牵制日本，达到既不使日本独吞，又把朝鲜问题国际化，使朝鲜作为保护清王朝的战略缓冲区。

李鸿章不断密函朝鲜统治层中的有势力人物，劝说他们接受“以夷制夷”之策。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李鸿与薛斐尔会见。

最后，李鸿章答应派信使带一封相当起作用的信，帮薛斐尔进入朝鲜。

但是由于当时美国政府仍坚持通过日本与朝鲜定约，薛斐尔不得不返回美国，准备说服政府改换渠道。

就在薛斐尔离开远东返回美国前后，李朝政府的外交政策开始发生变化，已经决定与美国订约。

迫使朝鲜转变对西方国家政策的基本动力，是日本对朝鲜压力的加强，李鸿章的劝说，以及朝鲜逐渐沦为日本独占势力范围，所引起的对朝鲜社会生活的巨大震动。

从江华条约缔结，朝鲜的对外贸易一直把持在日本手中，由日本商人输入到朝鲜的商品急剧增加。

他们利用无关税贸易、日本国货币在朝鲜开放港内自由流通等特权，迅速地控制了朝鲜的金融，日本第一银行在釜山设立了分行，在元山、仁川、汉城、木浦、南浦和群山设立了支行与办事处；日本第十八银行在釜山和元山设立了支行。

通商口岸开放前，在年度的朝日贸易额中，朝鲜对日本的出口额为元，来自日本的进口额为元，进出口总额为元。

在通商口岸开放后，朝日贸易领急剧增长，朝鲜对日本的出口额为元，来自日本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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