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敌意的人基本上不是被干掉，就是被迁出了建康城，王猛接管的建康是一个大多数人被惊吓到快成兔子的城池，算是降低了他对建康的管理难度。

王猛就任之后，首先干的是找一批人出来杀鸡儆猴，那批人必然也是有取死之道。他先收拾人，再使用相对温和的政策，比如官府出资修缮城池，大搞一些公共设施之类的事情，来收拢人心。

得说的是先抽一顿再给甜枣的策略在任何时代的任何敌方都适用，高压之后的仁慈也更容易迫使人屈服，远比持续的残暴，或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仁慈，更加适合作为管理手段。

王猛最成功的是让健康居民重新认识到身为一名汉人的重要性，那是数万奴隶作为典型带来的直面印象，有了这一层深刻的比较，谁还会觉得作为汉人不好？

“臣相应王上号召，于建康大力鼓励手工作坊……”王猛讲了许多，主要是介绍作坊的规模和都是生产什么，后面总结：“百姓有收入便会安心下来。”

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基本上是不可能所有人都是农民或商人。事实上任何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它所有需要都会是从外部购置，无论是农产品或是工业原料都是，那么一些作坊就会显得非常重要，也代表着城市里面的手工业会是居民生存的依赖之一。

刘彦当然会鼓励人们开建作坊，那是汉国土地政策带来的必然原因之一。再来是，他真的不看好小农经济，也就是自给自足的一套社会体系，认为那样只会让社会变得僵化，不会使民族有太多的对外好奇。

“小农经济”不管是从字面还是意思在现代和古代并不一样，古时候提倡“小农经济”是凡事要自给自足，不要从“外人”那里去获取，导致有能力的群体就特别喜欢建造庞大的庄园，自己的一个小王国也就那么出现了。

不存在交流的社会哪里来的进步空间？就是没有互通有无的前提下，庄园除了缴纳固定的赋税额度之外，基本上是无法为国家产生更多的税收。危害最大的是，抱团思维的固定化，通常还会产生无数的野心家，国泰民安的时候他们对国家没有多少贡献，一旦被逮住机会就又会是狂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为王先驱者”。

诸夏文明的“小农经济”思维一直都是主流，交通不便利是原因之一，再来也是当局排斥人员流动，喜欢各地的人地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反正就是老老实实窝着别动弹就对了。

刘彦需要人员动弹起来，太多地广人稀的地区需要人口去填补，对土地控制严格的汉国也没有给某些群体搞私家小王国的空间。

“大汉与外邦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3页 / 共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