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在时君；名义为万世之荣辱，而其权在清议”，将当世与后代对自己的评价视为高过赏罚、超越生命的永恒价值。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士人的地位已经稳固，消极因素不可避免开始出现，利弊得失往往藤缠葛绕共生在一起。

到了赵昺到来的时代，大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官场，经济崩溃，世风日下，很多士人放弃了过去坚持的操守，转而追逐名利，甚至不惜出卖民族和国家。就他获得的政治遗产而言，其制度设计固然确保了君主集权，根绝了分裂割据，但时时处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在军事上，各自为政、缺乏协调、难以统筹等等弊病如影相随，严重削弱了军队战斗力。

在行政上，政出多门、官员冗滥、效率低下等现象也司空见惯。于是，强敌压境、时局纷扰之时，缺少活力、短于应对。就精神遗产而言，作为精神文化内核的新儒学确为时代注入过许多新元素，但随着外部环境的压力与内部的强化，理学逐渐作为宋学主流获得尊崇，升为官学，创立期的兼容精神日渐泯灭，而“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教条经过发酵，最终成为帝国控制官僚、驯服百姓的精神桎梏。

这些百余年积累下来的弊病当下统统转嫁到赵昺身上，他要有番作为，中兴大宋，就必须要对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进行改造。而此时皇权衰落，士人已经占据了朝堂，控制了民意，他的生存环境已是十分恶劣，自己想要做什么都会感到束手束脚。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大家很熟悉的一句话，以我们的理解就是天下的土地，都是皇帝的；在土地上生活的所有人皆是皇帝的臣民，确有“家天下”的味道。当然这句话以现代人来解释也并非是法律意义上的关于财产权归属的描述，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主权宣示。

但宋朝的儒士们却有了另一番的解说，又使其涵义发生了反转“盖王者无外，以天下为家，尺地莫非其田，一民莫非其子，财物之在海内，如在橐中，况于贡赋之入，何彼我之云哉？历观书传，自《禹贡》以来，未闻天子有私财者。”根据如此进行阐释，那就是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并非表示人民无私产，恰恰相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即意味着天子无私财，而是以天下为家了。

再推论下去既然天子富有四海、以天下为家，那么他便不得私敛财物，更不得挥霍无度。君主的日常用度，也非一家私事，而是公事，因此，需要接受政府的管制。用朱熹的话来说，“（君主）凡饮食、酒浆、衣服、次舍、器用、财贿与夫宦官、宫妾之政，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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