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出有负圣恩之事，但是绝对没有被国叛君之意。但现下已经铸成大错，他愿意前往樊城见驾请罪，并坚辞第八军都统之职。

在禀明处理的经过和结果后，王应麟以为当下第八军虽然军心稍稳，但是也不宜于大规模的调整各部将领，以免引起新的动荡。所以他建议以第八军都虞侯谢明权领军政事务，一者其对军中情况熟悉，在各级军事将领中有很高的威望；二者其在陛下入琼之初就衷心归附，这么多年来也是忠心侍君，值得信任；三者其在琼州曾组织义兵抗元，有领军职能，只需另遣一员精通军事的将领为辅即可。

赵昺对于王应麟的建议觉得其提的十分中肯，也有利于第八军的稳定，但是他还是有些犹豫。而他担心的并非谢明的能力，而是担心其不肯就任，毕竟当下文武之间泾渭分明，文官是不愿意转资为武将的……

唐宋以来，随着国家军队规模扩大以及官僚文武分化日渐加深，军队的基层组织情况却越来越糟糕。这背后隐含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军队职业化，以及监督缺失所导致的化问题，还与基层社会的资源动员以及中央政府的官僚制度息息相关。

两汉之时，中央政府为了动员更多基层社会的资源，以察举、赀选以及“三老”等制度，将大量地方豪族纳入行政管理体系之中，造成了整个行政体系的士族化倾向。整个国家的价值取向偏向于士族，最终促使九品中正制以及东晋门阀政治的产生。

隋朝之后，中央政府大刀阔斧地以科举制度取代九品中正制，但却使得中央政府与基层社会失去了士族、豪族这一直接联系，难以有效地动员基层社会的资源，而这一点恰恰是贯穿唐宋大变革的主线之一。具体在军事制度上，中唐以后，随着地方社会资源的整合失败，府兵制度再也难以维持，中央政府及地方藩镇被迫组织起职业军队，如中央的神策军、地方藩镇的牙兵皆属此列。

但职业军从本质上，与府兵及乡兵是完全不同的。汉代的征兵制与府兵制一般，都是以动员地方豪强为基础，来间接动员地方军事资源的。汉代的这些乡兵虽不是豪强的私家军，但本身属于地方上的自组织武装自卫团体，而从中协调、组织的便是这些地方豪强。

由于乡里、宗族规矩所给予的约束，这些地方上的自卫武装往往会听从地方豪强的指挥，而且自给自足。但在唐代府兵制崩溃之际，这些新建立的职业军队伍，却不会受到乡里各种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同时地方财政也难以支付赡养大量职业军所需的军费。

正是因为职业军制度的这一特征，导致了北方的中原、河朔藩镇频繁反抗节帅；而在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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