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以御史大夫为主官的传统。过去中唐之後，御史大夫多缺，仅作加官用，御史中丞为实际上的主官。且御史也是为寄禄官，不理御史台事，监察事务实际由门下省给事中、拾遗等官充任。

此次，赵昺改制对御史台的权力进行了加强，保留了台院、谏院、殿院和察院的设置，又将大理寺归于其管理。如此一来其真正做到了上可对皇帝的错误进行指正，中可对百官进行监察，下可对地方胥吏都能进行督查和惩处，且能刑狱案件进行复核，从而实现了对权力的全方位监督。

至于武装力量当然不能够由行政机构插手，赵昺依然保留了枢密院，以免重蹈前人的覆辙。当初在中书门下体制建立以后，三省机构依然存在，且三省出入命令的分工在形式上更趋严密和完善。但三省与宰相分离，使中书门下成为宰相府署，独立于三省机构之上。

在这种体制下，中书门下直接指挥诸使、诸郡、诸军执行政令，宰相对于行政事务的干预越来越强，甚至直接下行过去由尚书六部处理的事务。宰相与君主的联系更多的作为“参总庶务”的政务官，而不再是“坐而论道”的咨询者。

这是称得上是君相关系和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重大转变。而宋前期，也是实施宰相主管民政，枢密使主管军政，三司使主管财政。而神宗官制改革后，宰相实际兼管财政。南渡后，宰相又兼任枢密使，兼管军政。这样宰相再次握有民政、财政和军政的大权。

赵昺为此还进行了下一步安排，他保留了皇帝任命丞相的权力，并将权力进一步拆分。中书门下省和尚书省又不设主官，却由两相分领即是防止出现宰相专权，从而导致出现独相的问题。而为了解决部门间各自为政的问题，他沿袭了中枢部门的首脑官署和正副宰相集体处理政事的做法。

所以实际上国家的最高权力是掌握在‘群相’的手中，而政事堂才是最高权力机构。赵昺久烦于政事，因此早就一改日日早朝，为五日小朝、朔望大朝。那么正好借此形成旬日开政事堂议论国家大事，朔望召开大朝会，如此是官员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处理公务，而不是天天拜见皇帝。而他自然也能偷闲，参加大朝会更多的是表明自己还活着，仍然是国家的最高元首。

能够参加政事堂会议的，赵昺设想分为三种：一种是日常会议，另一种是常务会议，再一种是扩大会议。

日常会议由中书门下省左右两相、尚书省左右两相、知枢密院使及御史台御史大夫参加，对国家日常政务进行讨论，做出决策后形成文书报皇帝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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