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报制度。各直省需进行气候，尤其是雨雪的测量，并逐级上呈朝廷。

有学者指出，清代的雨泽奏报制度应发端于康熙时期，因为其不止一次地表达过他对农业的关注，“农事为民生之本，必雨雪以时，庶春耕不误，秋成可望。”而具推断苏州织造李煦是此事的最早发端者，其上呈的“苏州得雨并报米价折”，可以看作是雨泽奏报制度的开端。

不过事实上，李煦除了奏折外，还向皇帝呈报了另一种气候记录——“晴雨录”，一种更为细致的气象记录。“晴雨录”需要人们日夜值班，把十二个时辰的天气都详细加以记录。晴、阴、雷、雨、雪、雾和风向等情形都需要被记录在晴雨录中。

清代的雨水、收成、粮价又有相应的奏报制度，这些数据合而为一，形成了庞大的“清代农业数据信息系统”。使得清代官员上报的雨雪数据在当代也是十分珍贵的气象资料。它们的存在，为史学研究者探寻清代气候变化规律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赵昺这个穿越者当初可没有那么多的想法，而只是单纯的想保命。要知道他当初到了这个世界，正是‘海上行朝’时期，面对变幻难测的大海，稍有不慎就要葬身大海之中，加之海上行船与风浪变化息息相关，甚至决定一场战役的胜负，他也就被动的‘关心’起气象情况。

也就是在军事需要的情况下，赵昺建立起气象观测组织，开始是隶属于水军，测定方式也极为简单，工具更是简陋。但随着在琼州站稳脚，他的注意力也开始转向民事，而缺粮一直是行朝最大的问题，在外购粮食时就要考虑哪些地方丰歉，粮价低廉。

于是乎事务局的探子在收集蒙元军政和经济信息的时候，又多了个收集气象资料的任务，如此可以让他们了解哪里风调雨顺，粮食价格较低，然后有目的的遣人去收购，再辗转运回琼州，其实说到底都是缺钱闹的。

不过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有组织的气象和水情观测体系逐步形成，晴雨奏报得以制度化。但是观测手段还是十分落后，主要缺乏标准和仪器，结果自然谈不上精准，更难以实现准确的预报天气。

赵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是费了不少精力，他结合现代和当下的情况制定了标准。比如在没有温度计的情况下，将气温划分为严寒、寒冷、较冷、适宜、较热、热、酷热；风力采用现代的十二级划分，而标准就是现代小学生都会背诵的《风级歌》。

天气云量也是采用阴、多云、晴来表述；雾的大小则用现代能见度来划分等级，以适应行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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