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的考虑，对方也不可能交给你所需要的资料。

拿不到资料，而想要准确的命中对方做了多年的药物的命门，如果没有运气的辅佐的话，这往往是很难做到的。

杨锐能做的，也就是要求对方提供安全性的资料，而难以直接指出对方的纰漏。

王永也知道此点，说了一句，就安慰杨锐宽心。

杨锐哪里宽心得了。

老实说，秦翰池的反应并没有他预想的激烈，但即使如此，杨锐也是有些承受不起。

开一家补习学校而面临失败的风险所导致的压力，做一个项目而面临竞争的压力，与之相比，还是略显逊色了。

因为杨锐并不知道自己需要坚持多久。

这种绵长而未知的坚持，是非常痛苦的。

就像是做深蹲，的确是很累的项目，但蹲马步才是令人绝望的。

杨锐现在就等于是蹲马步，而且不知道要蹲多久，所以，哪怕秦翰池的反抗并不强，杨锐依旧感觉累的不行。

偏偏在“律博定”的问题上，杨锐本人是没什么一锤定音的奇招的。除非他搞一个耗资几千万，耗时年许的临床试验，否则，他说什么，都只能做旁证，不能做绝对的证据。

要是普通的问题，以杨锐现在的身份地位，旁证也是很厉害的，就像是旧金山的法庭上，达尔贝科为杨锐的pcr背书一样，效力强到学术界以外的法官和陪审团都要认同。

但制药公司是什么样的货色，他们是明知道药品有问题，也要继续卖的利益体，这种利益体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集体意识。超大型的制药公司，股权都稀释到了不同的机构手里，这些机构，有些是华尔街和华尔街以外的金融机构，有些是互相持股的制药公司，还有的是不相干行业的大股东和小股东，董事会的每一次投票，都代表着身后数个乃至数十个董事会的投票。

在一种药物就有可能令一家大型制药公司兴衰欺负的年代，针对任何药物的决策，都是谨慎而理智的，换言之，当利益与道德相违背的时候，任何一家大型制药公司都会选择利益而非道德，这不是某个人的不道德，这是现代医药制度的不道德。

杨锐是没有能力抵抗这种不道德的，重生也是没有用的。

他甚至连拖延不道德的手段都很匮乏。

也就是在中国，杨锐行走多时的履历，勉强支持着他蹲了几天的马步，而且，国内的制药厂，与一款外国药品的利益纠葛，毕竟没有到几亿几十亿几百亿美元那么强。

可杨锐知道，自己的履历，也就能坚持到这个地步了，再继续下去，马步会越蹲越累的，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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